核心提示：如果你看到这样的文字：“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直觉反应那肯定是道士的名号。有所不知的是，拥有这个头衔的并非一般道士，而是嘉靖皇帝朱厚熜。《明史》对他的评语还算比较客气，称他为“中材之主”。孟森《明史讲义》对他的评价是：“终身事鬼而不事人”。在这点上简直无人能及，岂是“中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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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文字：“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直觉反应那肯定是道士的名号。有所不知的是，拥有这个头衔的并非一般道士，而是嘉靖皇帝朱厚熜。《明史》对他的评语还算比较客气，称他为“中材之主”。孟森《明史讲义》对他的评价是：“终身事鬼而不事人”。在这点上简直无人能及，岂是“中材”而已。

　　读者诸君可能会说，按照宗教信仰自由的观点，皇帝崇信道教似乎不必非议。其实史家非议的并不是宗教信仰，例如谷应泰对于“世宗崇道教”有这样的说法：“因寿考而慕长生，缘长生而冀翀举……及其末年，犹饵丹药，盖游仙之志久而弥笃。”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痴迷于道教斋醮，一味向玉皇大帝献“青词”(写在青藤纸上的颂词)，不但自己痴迷于此，还鼓动大臣专心致志撰写“青词”，培养了一批精于此道的“青词宰相”(如夏言、顾鼎臣、严嵩、袁炜、李春芳等)。二是在道士邵元节、陶仲文之流的指导下，为了自己的“养生”，炼制长生不老的丹药，热衷于“采阴补阳”(即与童贞处女相交的“房中术”)。

　　道家“养生”理论在明中叶的上流社会风靡一时，《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不过和朱厚熜相比稍显逊色。为了延年益寿，他把豆蔻年华的宫女作为“采阴补阳”的工具。日复一日的“采阴补阳”，必须不断服食道士们为他炼制的“房中药”(春药)。这种药称为“红铅”，它的奥秘正如《万历野获编》所说：“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无怪乎历年陆续进宫的少女数以千计，原来她们既是“采阴补阳”的工具，又是“供炼丹药”的原料，最终都成了朱厚熜的“药渣”。

　　受到朱厚熜双重蹂躏的宫女忍无可忍，终于导致震惊朝野的“谋逆”事件。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日，朱厚熜夜宿端妃曹氏宫中，宫女杨金英等人，乘朱厚熜熟睡之机，用绳索套上他的头颈，想把他勒死。或许过于紧张，或许操作不当，打了一个死结，并未致命。参与此事的宫女张金莲知道事情不妙，溜出来报告皇后。

   皇后火速赶到，解开绳索，朱厚熜得以苏醒。皇后立即命令太监张佐等人逮捕宫女，严刑逼供幕后主使人。其实那是宫女们的自发行动，并无主使人，皇后却假公济私，以“首谋”罪牵连宁嫔王氏，以“预知”罪牵连端妃曹氏，把端妃、宁嫔以及杨金英等，不分首犯从犯，一律凌迟处死，枭首示众，她们的家属，十人斩首，其余的发配功臣家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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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厚熜大难不死，说起了风凉话：“朕非赖天地鸿恩，遏除宫变，焉有今兹!”嘴上讲着“天地鸿恩”，内心深处却惊悸得很，朱厚熜匆匆忙忙搬出了大内，移居西苑。此后更加潜心玄修，一直到死都执迷不悟地和道士们混在一起。

　　最早获宠的是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嘉靖三年(1524)，朱厚熜在乾清宫便殿接见他，一见如故，命他专门负责斋醮的祈祷、祭祀，封他为“真人”、道教总管，官居二品。嘉靖十五年(1536)，皇子诞生，朱厚熜以为是邵元节“祷祀”有功，任命他为礼部尚书，享受一品俸禄。道士出任尚书，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咄咄怪事。三年后，邵元节病死，朱厚熜派太监为之护丧，按照伯爵规格抚恤。

　　嘉靖十九年(1540)，道士段朝用打造银器送给皇帝，说：用来盛饮食或上供，“神仙可致”;但必须深居简出，不和外人接触，才可以炼成“不死药”。朱厚熜大喜过望，当即向大臣们宣布：朕休假一两年，由太子监国(代理皇帝职权)。

　　为了“不死药”，皇帝居然要休假一两年，满朝大臣惊愕得不知所措，却没有人敢于阻拦。在此紧要关头，太仆寺卿杨最挺身而出表示反对，他说：听到皇上这一谕旨，“始则惊而骇，继则感而悲”，尧舜汤武这些圣贤以为“修养成仙”之事不易得，因为不易得，所以不学。希望皇上“不迩声色，保复元阳，不期仙而自仙，不期寿而自寿。黄白之术，金丹之药，皆足以伤元气，不可信也”。说得入情入理，朱厚熜听了竟然暴跳如雷，把他关入锦衣卫镇抚司诏狱严刑拷讯，致使杨最瘐死狱中。

　　迫于舆论压力，朱厚熜不得不放弃休假一两年的想法，却耿耿于怀。不久监察御史杨爵支持杨最，批评皇帝“经年不视朝，日事斋醮，工作烦兴，严嵩等务为谄谀”。朱厚熜压抑的怒气顿时爆发，命锦衣卫镇抚司严刑搒掠，打得他血肉狼藉，几次濒临死亡。户部主事周天佐、陕西巡按浦铉为杨爵申辩，也先后被他的御用特务机构活活折磨而死。

　　道士陶仲文由他的师父邵元节引荐，来到皇帝身边。嘉靖十八年二月，他跟随皇帝朱厚熜南巡来到河南卫辉，一阵旋风吹来，朱厚熜询问是何征兆?陶仲文回答：“主火。”当晚果然行宫发生火灾，朱厚熜佩服得五体投地，授予他“秉一真人”的称号。

　　自从移居西苑后，朱厚熜夜以继日地醉心于“求长生”，不理朝政，也不和大臣接触，唯独与陶仲文朝夕见面。每次接见，不仅赐坐，而且从不直呼其名，尊称为师，赠与礼部尚书，以及少师、少保、少傅(即所谓“三孤”)头衔。史家称：一人兼领三孤，整个明朝只有陶仲文而已。这个黄梅县吏出身的道士，不到两年就登上“三孤”，恩宠超出了邵元节，从而带动了谄媚取容的小人顾可学、盛端明。顾、盛二人炼制“秋石”，献给皇帝，说可以“却病延年”，朱厚熜服用以后，感到颇为灵验，越级提拔他们为礼部尚书。所谓“秋石”是用童尿提炼而成的“春药”，颇为灵验的并非“却病延年”，而是“房中术”。正如《万历野获编》所说：“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所谓“秘戏”，是当时人对“房中术”的一种雅称。

　　陶仲文的得宠，使得大批道士进入宫中，个个都以“烧炼符咒”投皇帝之所好，红极一时，然而不久就身败名裂。唯独陶仲文“恩宠日隆，久而不替”。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陶仲文病死。《明通鉴》这样写道：“(陶)仲文以方术事上，被恩宠不次迁擢，前后几二十年……恩礼有加，自来方士所未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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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道士蓝道行的手法更胜一筹，把法术用于干预朝廷政务。唐鹤征《皇明辅世编》说，内阁次辅徐阶知道皇上宠信蓝道行，重大朝政都向他咨询，便和他结交成为密友，利用他来扳倒严嵩。嘉靖四十一年五月某一天，皇帝向蓝道行提问：今日天下为何不能治理?蓝道行扶乩，代表神仙回答：原因在于，贤能者不能进用，不肖者不能屏退。皇帝问：谁是贤能者，谁是不肖者?神仙答：贤能者是内阁辅臣徐阶、吏部尚书杨博，不肖者是严嵩父子。皇帝再问：我也知道严嵩父子贪赃枉法，念及他们奉承玄修多年，姑且容忍。而且他们果真是不肖之徒，上天真君为何不震怒，予以严惩?神仙答：严世蕃恶贯满盈，本应严惩，由于他在京城，上天恐怕震惊皇帝，如果把他发配到外地，便可以让他粉身碎骨了。扶乩完毕以后，蓝道行马上把这一机密情况通报徐阶。徐阶深更半夜派人通知御史邹应龙撰写奏疏，弹劾严嵩父子。次日清晨皇帝看到这份奏疏，当即下旨：勒令严嵩退休，严世蕃流放边疆。

　　严嵩罢官以后，朱厚熜常常追思他赞襄玄修的功劳，心境忽忽不乐，对首辅徐阶等大臣说，想把皇位传给太子，自己退居西苑，专心致志祈求长生。徐阶等人赶忙极力劝谏。朱厚熜乘机要挟说：既然你们都不愿意，必须心甘情愿地辅佐玄修不可。又说：如今严嵩已退，他的儿子也已伏罪，再有大臣说三道四，连同邹应龙一并斩首。

　　机敏的严嵩以为这是一个转机，秘密用重金贿赂皇帝身边工作人员，让他们揭发蓝道行“怙宠招权”等不法行为。朱厚熜本来就心中有气，抓住这个把柄，立即命锦衣卫处死蓝道行。此后，他的玄修更加变本加厉，当时有个道士进献“法书”六十六册，他看了很满意，下令御史姜儆、王大任分别巡行全国，任务是“访求方士及符箓秘书”。晚年的他对朝政愈发倦怠，一心希冀上天眷顾，祈求长生，因此对于“方术”的渴求越加迫切。于是乎引来了“直声震天下”的海瑞上疏。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户部主事海瑞见皇帝久不视朝，专意斋醮，朝廷大臣专心于撰写青词贺表，封疆大吏争先恐后进献符瑞，百般迎合，愤然上疏予以抨击。他直截了当地批评道：“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斋醮所以求长生也……陛下受术于陶仲文，以师称之，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在他看来，陛下早就该“幡然悔悟”，“洗数十年之积误，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释此不为，而切切于轻举度世，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见劳苦终身而无成也!”说得痛快淋漓，逻辑严密，而又措辞委婉，不失分寸。朱厚熜久服红铅、秋石，本来火气就旺，看了奏疏勃然大怒，把奏章扔到地上，命令左右侍从，把他抓起来，不要让他跑了!身边的太监黄锦小声说：此人素有痴名，上疏之前料定必死无疑，诀别妻子，遣散僮仆，抬了棺材来上朝，是不会逃跑的。

　　后来他和徐阶谈起“内禅”(让位)之事，说：“朕不自谨惜，致此疾困。”总算讲了一句真话，为求长生而导致重病缠身。说这话时，离死亡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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