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的中后期，人们对金钱的欲望，没有良性意识形态引导。于是，社会行为失范，造假之风盛行;这降低了人与人的信任度，带来社会的信任危机。结果，人情淡漠，道德滑坡，欺诈成为社会的痼疾。明清时期，我国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近代商品经济的萌发阶段，商品意识日渐增强，社会风气日趋浮躁，造假欺诈层出不穷，几乎达到了巅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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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名城钱塘(今杭州)，明中叶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描述了其弄虚作假之风说：“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一些奸商，“又其俗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如酒搀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他们为了牟利，竟然毫无诚信可言。与杭州并称“人间天堂”的苏州，不仅杭州的那些市井伎俩，种种皆有，而且，造假造得更加花哨。时人叶权在《贤博编》说：
“今时市中货物奸伪，两京为甚，此外无过苏州。卖花人挑花一担，灿然可爱，无一枝真者;杨梅用大棕刷弹墨染紫黑色;老母鸡毛插长尾，假敦鸡卖之。浒墅货席者，术尤巧。大抵都会往来多客商可欺。”鲜艳灿烂的假花、染成熟紫色的杨梅，还有乔装打扮的长毛假野鸡等等，骗你没商量。卖酒掺水是当时通行的伎俩。学者吴履震在《五葺志逸》中写道：“云间有嘲淡酒者，作《行香子》词云……这一瓶约重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秤，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这样的酒，在市面上照样行销，大家不是不知道，只是“将假就假”罢了。市面上还有许多骗术，诸如以黄泥掺红颜料搓成丸子冒充老鼠药，卖假药欺骗病人等等，比比皆是。
明朝的古董造假歪风甚炽。明人沈德符对当时的“假古董”是这样描述的：“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榖，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百无一用是书生”，有些文人也打造“古董”混生活。王伯榖造假古董，不料自己以巨资购买的阎立本《醉道士图》竟也是伪作。明末名家陈继儒所秘藏的颜真卿《朱巨川告身》，也是后人临摹的赝品。为了满足发财梦，更有人铤而走险造假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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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德年间，姜南在《抱璞简记》中说：“今世之造假银者，或以铁，或以铜，或以铅、锡为质，外裹以银皮，不复辨其伪也。”此外，还有制作假金子、假会票，以及私自铸造铜钱的。不过，明朝政府打击制造假币的手腕是非常强硬的，凡制造假币者，不论数额多少，一律斩首。明末社会骗术千奇百怪，张应俞的世情小说《杜骗新书》里讲述了84则骗术案例，譬如美人计、掉包计、苦肉计、连环计、提罐、扎火囤、放白鸽等。可谓是对民间骗术的一个概括。
清朝的欺诈手段较之明朝，有过之无不及。乾隆十二年(1747年)，纪晓岚在京城一家小客店中买了支蜡烛，居然点不着，原来蜡烛是泥巴做的，仅是外面敷了一层羊脂而已。纪晓岚在京城还买了16块号称为明代制墨师傅罗小华制的墨，装在一个旧盒子里面，很像那么回事，回去一用，竟然是泥巴做的，只是表面染成黑色。事后纪晓岚自嘲道，受骗的人要么是贪便宜，要么是图方便，受骗有原因。同时代的钱文敏则说，凡是便宜事，其中必有问题，怎么会有便宜的好事落到我们头上来呢?
其实，清代还有更厉害的造假。晚清《点石头斋画报》中屡有揭露假官的文字，譬如：“吴江县属同里镇，有杨姓等五人皆著名土棍也。初只冒充巡丁……后竟狡狯愈甚，每于黄昏后，杨扮作汛地官模样，以一差提灯前导，手执小竹板，后随二人……周行街市，名为巡查。……乡愚无知，任其搜刮一空而去，如是者数夜。”这是典型的地方恶棍假扮小吏压榨百姓的事例。但与假官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张祖翼的《清代野记》中记载：“插天飞者，名亦不传，亦方族也……学问赅洽，熟谙宫廷掌故。有党徒数十人，周流各省，专伺察地方大吏以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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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插天飞”就是乾隆、嘉庆年间，常常假装朝廷亲王大臣，专门敲诈封疆大吏的人物。上述这些造假案例，都不算奇。更有让人想不到的是租界造假。《汪穰卿笔记》记载：“戊戌、辛丑间，天津忽有假租界一事。”“源丰润司事皖人詹丙生及苏人彭氏之婿钱某，并浙人钱丙渭，于毗连租界之地名西开者，造房六七百间，中并设巡捕房，有犯事者辄由公堂刻罪。”这个“官商钩串为之，大府竟为所蒙蔽”的“租界”，不仅有独立地盘，还有“派出所”，有“司法权”!究其原因是“在华人以为系租界，莫敢过问;在西人又以为华人之地，莫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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