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走到了 19 世纪后半期。中国又生生错过了二十年的改革机遇，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清王朝的政治架构已经很难容纳新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发生、发展的严重障碍。
最后的覆亡当然不只是外来敌人这唯一的因素。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 年 7 月21 日)的傍晚，清廷重臣曾国藩与其最为赏识的机要幕僚赵烈文有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中，对天下大事有着极为精准判断的赵烈文认为，清朝一系列的历史问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到了关键时刻必将像梦魇一样缠绕着满洲人。这些历史问题就是“诛戮太重”。嘉定十日、扬州三屠，诸如此类，满洲人都没有及时给予合理解释。赵烈文预见了大清最后十几年种族主义必然崛起，大清欲学晋宋南渡皆无可能。满汉双轨既是清朝统治稳定的关键，又是大清王朝的命门，是一把双刃剑。他预言，清王朝的覆灭超过不了五十年。赵烈文是在目睹着清王朝“同治中兴”的曙光中说出这段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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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的中国在西方主导的规则下，被动地进入了世界，被动地接受着丛林法则的蹂躏。连续的教训，也在推动着它进行某种变革。《北京条约》意味着又一个时代的开始。它被动地化解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二十年来的冲突。知耻而后勇，在被英法联军打败后，清王朝内部反而出现了诚心诚意向西方学习的现象。
清帝国在两宫皇太后、恭亲王奕䜣的领导下，以及“中兴大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下，终于平定了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侥幸地解决了困扰大清王朝十余年的心腹之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改善，一场以学习西方为标志的洋务运动正在逐步展开，“同治中兴”的欢呼声充斥朝野。
清政府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也可能就不会发生赵烈文的悲观预计，半个世纪之后的清王朝可能会以全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东方。
然而，清政府没有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是半信半疑，中体西用，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到头来发现学习西方的结果，差不多就是一系列半吊子工程：中国拥有一支亚洲最强的现代化海军，但是缺少近代的海权意识;中国拥有一大批近代企业，诸如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制造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等，但没有产生自己的资产阶级。掌管这批近代大型企业的人，差不多都是“红顶商人”，因而这些企业虽然在基本装备上非常现代化，但管理它们的却是旧式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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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的政治体制，旧传统背景下不可克服的腐败，让清政府陷入无法自救的恶性循环中，腐败、贪污、惊人的浪费，是晚清官场的常态，清政府找不到重建新秩序的契机，经济上的“同光中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没有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加入与世界同步发展的轨道，更没有踏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节拍。
没有什么比思想的束缚更能阻碍传统的突破。旧的观念严重禁锢了中国人，扼杀了人才，窒碍了创新。中国在收获“同光中兴”经济成功时，没有适时实现社会转型，没有培养出自己的社会中坚阶级，这是最为可惜的一件事。它为后来的历史突变，为大清帝国的瓦解，埋下了一颗最具生命力的种子。
没有冷静的头脑就不可能有冷静的智慧。光绪二十年(1894 年)，朝鲜问题凸显，中日之战一触即发。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应对东北亚危机?假如中日不幸开战，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后来的中国人知道在战略上要蔑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但 1894 年的中国人，被“同光中兴”热昏了头脑，在战略、战术两个层面均不将日本当回事。著名诗人易顺鼎在甲午年(1894 年)七月上了一份《陈治倭要义疏》，其中一段这样说：“日本鼠也，非虎也。言其饷，则借债;言其船，则木质;言其兵，则市人;言其技，则浅学;言其国势，则中干;言其人心，则内乱;言其土地、人民、赋税，则不过敌中国一二省。中国之财力，胜十日本而有余，岂制一日本而不足?”
易顺鼎是一位天才诗人，究竟是什么遮蔽了他的双眼?即便在甲午战争过去两个甲子的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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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看到问题症结的是孙中山。孙中山与易顺鼎年龄相仿，但其见解却大相径庭。孙中山认为，不应该被所谓“同光中兴”所迷惑，真实的情形是：“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
表面的风光掩饰不住内在的空虚，扪心自问，有志之士，能不抚膺?问题究竟在哪里?孙中山的答案是：“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极!”说到底，只有一句话，就是满洲人建立的清王朝，从一开始就潜藏着巨大的问题，这一看法不正与二十年前赵烈文的分析相吻合吗?
谁也没有想到，孙中山一个人的觉醒，点燃了焚毁清王朝的星星之火，而这颗火星是那么顽强，那么富有生命力。他一个人的觉醒，变成了一个民族的觉醒、一个国家的觉醒。这是时代的必然，这是历史的逻辑，这是中国人民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的自觉自醒。但是，大清帝国的终结，在孙中山醒来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注定。
历史还是给清王朝留下了一线生机。甲午战后，中国人有过一次非凡的觉醒，新的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面对西方刺激所做出的反应，已经超越器物层面，开始向制度层面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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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说，前此三十余年洋务新政“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在梁启超等人看来，中国只有彻底放弃旧有的一切，涤荡旧俗，冲决网罗，重建新的制度与统治模式，才有可能报仇雪耻、重振雄威。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说：“窃揣历劫之下，度尽诸苦厄，或更语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贫之一切苦，将笑为诳语而不复信，则何可不千一述之，为流涕哀号，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留作券剂耶?”
遗憾的是，路走得太艰难了。王朝的执政者，总以为时间还多，不在乎一朝一夕，殊不知，工业化时代在时间上根本输不起。
维新失败，民族主义崛起，亚洲觉醒，清王朝的政治改革重新起步，力度之大，意志之坚定，都超出人们的预料。当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兴冲冲地在 1906 年宣布政治改革启动时，革命党经过十年挫折，已经对清政府的改革毫无兴趣。回望 1905 年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留给大清王朝制定政治改革方案的时间已经不够了，政治改革已经不能引起知识精英的兴趣了，更不能变成中国人的共识。清王朝在最后的岁月试图高歌猛进，但这个高歌，只是为帝制中国唱响了一曲哀婉的悲歌!中国由此“猛进”至一个全新的共和时代，清王朝成为历史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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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的平静并不代表新的共和国的平静。共和与复辟、独裁与民主、战乱与腐败，仍旧像梦魇一般缠绕着古老而又新生的中国。历经苦难、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样的历史剧变后，并没有停止对救国之路的探寻。
推翻帝制后的中国并没有立即走上和平稳定、建设共和之国的阳关大道，相反却步入了前清旧军阀势力割据斗争的局面，共和国需要进行艰苦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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