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奇怪的王朝，在它的历史上没有过几年风平浪静、与民休养生息的日子，之所以在西晋灭后还能偏安江南若干年，实在是时也运也命也。
晋王朝的皇家龙种们也是中国历史上同类人物中最奇怪的一群，他们大多都长得俊美非凡，可是却屡有白痴(当皇帝的白痴就有两个，其它的不知凡几)，而且大多热衷于自相残杀。性情暴虐的发生意外比较多，当然很短命;问题是不暴虐的龙种们也大都活不过三十岁。王朝掌握在这群人手里，于是从上到下都笼罩在一种醉生梦死、感叹人生匆匆的气氛里。
如果单从女人的角度来看，两晋司马皇族的男人是嫁不得的，不但常有性命危险，而且几乎都做定了青年寡妇，再加上夫家的短命基因，儿女也多数早丧，往往寡母白头送黑发。(当然，如果觉得人生在世，只要片刻荣华富贵足矣，不在乎性命骨肉的人，不在此限)
不过锉儿里面挑高个，全面来看，也还是有相对比较幸运的。
褚蒜子，祖籍河南禹县，于晋太宁元年(公元323)出生。褚家世代高官，乃是自东汉以来的名门望族之一。她的曾祖父褚给在西晋武帝时担任安东将军，她的祖父褚洽曾任武昌太守，至于她的父亲褚裒，更是一代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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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裒字季野，一向颇有盛名，他少年老成，桓彝因此评价说：“季野有皮里春秋。”意思是他凡事都不露声色、面无表情、从不对事物表态、更不评价人与事的优劣高低，实际上心里对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曲直褒贬自己有数。谢安也很推重他，说“裒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矣。” 褚裒其实很有主见，但魏晋时很多名人高士都因为片言只语便不幸卷入权利斗争，自己丧命不说，还祸连家族。褚裒这种态度的形成与这样的环境有密切关系。他因此成为“皮里春秋”的代表人物。只是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在社会上形成风气之后，却每况愈下，很拖国家后腿。
据说，褚裒总角之年(十五岁)的时候，曾经前去拜望晋明帝的小舅子庾亮，庾亮让著名的术士郭璞为这个少年占卜前程，谁知结果一出来郭璞却当场惊呆了，说：“这不是人臣之卦象，二十年后，我这卦才能得到验证。”
由于褚家褚裒声名远播，门第高贵，当晋成帝为弟弟琅琊王司马岳选妃的时候，褚蒜子因此被选中，被聘为琅琊王妃。褚裒由于成为皇亲，出任豫章太守之职。
咸康七年(公元341)三月，二十一岁的晋成帝皇后杜陵阳早逝，咸康八年(公元342)六月，二十二岁的晋成帝司马衍也病重不起。他的周贵人为他生下了两个儿子司马丕司马奕。可是此时这两个娃娃才只有三几岁而已。成帝的舅舅庾冰以国危子弱的名义，力劝成帝立长君。成帝遂留下遗诏，命胞弟琅琊王司马岳继承自己的皇位。同月甲午日，司马岳登基称帝，是为晋康帝。
褚蒜子就这样意外地当上了晋王朝的皇后，时年十九岁。
然而夫家的短命基因虽然成全她登上皇后宝座，却也使得她很快就穿上了丧服。
两年后的建元二年九月，康帝司马岳病重不起。
在司马岳重病期间，权倾朝野的庾冰再次出头，要求立长君，即会稽王司马昱。以确保自己以新帝舅父身份继续执政的目的。
然而这一次庾冰的如意算盘没有打响，司马岳在临终前三天下诏，立自己的儿子司马穆为太子。
九月戊戌，年仅二十三岁的司马岳病逝。第二天，司马穆即皇帝位，是为晋穆帝。
二十刚出头的褚蒜子抱着年仅两岁的幼子司马穆，成了晋王朝的又一对孤儿寡母。
早在丈夫康帝司马岳在世的时候，褚蒜子就已经屡次参与朝政的决断，她的见识判断令朝臣都很佩服，因此，当她成为皇太后以后，以司徒蔡谟为首的群臣联名上奏，请求她临朝听政，代婴儿皇帝掌管国家。表文如下：
“嗣皇诞哲岐嶷，继承天统，率土宅心，兆庶蒙赖。陛下体兹坤道，训隆文母。昔涂山光夏，简狄熙殷，实由宣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妫，淑美《关雎》，临朝摄政，以宁天下。今社稷危急，兆庶悬命，臣等章惶，一日万机，事运之期，天禄所钟，非复冲虚高让之日。汉和熹、顺烈，并亦临朝，近明穆故事，以为先制。臣等不胜悲怖，谨伏地上请。乞陛下上顺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协天人，则万邦承庆，群黎更生。”
面对这样的奏章，褚蒜子的答复非常肯定而巧妙：“帝幼冲，当赖群公卿土将顺匡救，以酬先帝礼贤之意，且是旧德世济之美，则莫重之命不坠，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内而已。所奏恳到，形于翰墨，执省未究，以悲以惧。先后允恭谦抑，思顺坤道，所以不距群情，固为国计。岂敢执守冲暗，以违先旨。辄敬从所奏。”
在晋王朝的历史上，收到这样临朝听政表章的太后并不仅有褚蒜子一人。先前晋明帝的妻子庾文君，在丈夫司马绍二十七岁早逝之后，也曾经被朝臣要求垂帘听政。但是庾太后本人并不具有政治天份，因此朝政全部倚靠她的哥哥庾亮决策。但是庾亮虽然有北伐复国的愿望，但也缺乏一定的政治手腕，结果反而扰乱国家，逼反历阳镇将苏峻，苏峻造反攻入建康城，庾太后因此忧愤而死，年仅三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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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太后兄妹掌管朝政虽然出过意外，但是朝臣仍然按惯例办事，在褚太后应允垂帘听政之后，由何充出面再次上表，要求褚太后的父亲褚裒入京总揽朝政。更有甚者，还要求不但给太后的父亲掌政之权，还要给他加以不臣之礼，让文武百官都来参拜他。——二十九年前郭璞的那一卦终于验证了。
然而何充这个马屁拍错了对象。褚裒一向不愿意卷进朝庭内部无谓的政治纷争，宁愿做些实在的事情(早在褚蒜子当王妃的时候，他就早早地离开了京城，去当豫章太守。在当太守期间，褚裒官声清廉，就连自家厨中所用的木柴，都让自家的仆人去山上采斫。到女儿当皇后的时候，他更拒绝了皇帝女婿给予自己的侍中、尚书官衔，千方百计地离开了京城，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的职位出镇半洲。)如今面对女儿成为太后、自己以姻亲身价暴涨的形势，褚裒冷汗直冒，他不愿意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再一次选择了避嫌，坚决要求只做地方官，无论如何不入朝。
——他的坚持起了作用，最后褚蒜子给了父亲这样的任命：都督徐州兖州青州及扬州二郡军事，兼徐州兖州二州刺史，卫将军，出镇京口(今江苏镇江)。
褚裒拒绝当政，褚蒜子便决定仍然请庾冰入朝。
然而庾冰禄命已尽。就在褚蒜子做出决定的同时，十一月庚辰日，他病逝在江州刺史任上。庾冰死了，能够遏制各方大员的人又少了一个。而身在朝廷的重臣何充私心重能力限，于是各方大员勾心斗角，以至互相火并。
就在庾冰死后两个月，晋穆帝永和元年(公元345)正月甲戌朔，二十二岁的皇太后褚蒜子设白纱帷于太极殿，抱着两岁的儿子临朝听政。
褚裒虽然身在地方，但是其意只在避嫌，实际上对于女儿所执掌的朝政情况无时无刻不关心。面对这种情况，他向褚蒜子推荐会稽王司马昱为扬州刺史，随后再晋级为抚军大将军、录尚六条书事。司马昱是晋元帝的儿子，这时才二十五六岁年纪，正是年青气盛的时候。他的入朝辅政，使得何充渐渐失势。司马昱入朝之后，褚裒再举荐名士殷浩为扬州刺史、建武将军。
在褚裒与褚蒜子父女的一连串动作之后，东晋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司马昱在朝，而顺着长江天险，分别驻扎着上游桓温、下游殷浩，褚裒本人则坐镇江北。几大重臣互相制衡，东晋朝局相对稳定了下来，也给此后一段时间东晋的军事渐兴制造了机会。
永和五年十二月己酉，褚裒去世了。从此，二十七岁的褚蒜子将独力应对东晋王朝的诸悍将权臣。
在褚蒜子数度执掌东晋朝政的过程中，她最大的对手莫过于桓温。
桓温字元子，谯国龙亢(安徽怀远县西北龙亢集)人，是东晋的名将、权臣。桓温出身世族，但是并非最高门第，而且自幼豪爽好赌且能杀。后来尚南康长公主为妻，成了晋明帝的大女婿。然而由于他是武将，颇被把持朝政的文官讥诮捉弄。
桓温畏妻如虎，桓家侍女尽是南康长公主精心挑选的丑泼悍妇。征蜀之时，桓温大败李势，在掠虏之时，他看见了李势的妹妹。这位李美人长发披地，风姿绝世。桓温多年来饱受折磨的眼球终于开了眼界，差点没把眼珠子掉出来。顿时忘了公主之威，将李氏纳为妾并藏在外宅中。
南康长公主闻讯大怒，手执利刃，带着几十名手执刀棒的壮妇打上门去。当她们冲进李氏的居所时，她正在窗边梳头，而且一点也未被这阵势吓住，从容不迫地梳好长头之后，向南康长公主施礼道：“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长公主竟能眼看着她慢慢地梳头，而不是不容分说地动刀子，长公主其实也被李氏的美丽给惊呆了。听了这席话，她干脆把手里的刀子丢在一边，将李氏扶了起来，说：“我见犹怜，何况老奴!”
(妻妾同心之后，桓温的日子看来不会比当初好过多少。)
然而桓温并不仅仅是惧内的丈夫，他征蜀之战足以展现他的军事才干。对于萎缩一隅已久的东晋王朝来说，这无异于是强心针。
桓温征蜀大胜的时间，在褚蒜子听政的第三年春天。由于这场来之不易的大胜，桓温于次年被封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临贺郡公。
桓温的权力和声望涨得太快，成了褚太后的心病。当后来长江以北五胡王国一片混乱、北伐好机会来到的时候，为了遏制桓温，她根据众人的朝议和推荐，起用号称“管仲再世”的殷浩北伐。
然而这是一项失败的决策。殷浩的“才具”，其实是东晋士族“清谈”风范、沽名钓誉催生出的怪胎，完全是虚夸浮表。他的北伐结果是全盘失败，不但丧失了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大好战机，还甚至于逼反降将，非但没有收回故土，反而倒找给了敌人许多原本在东晋控制中的土地。
殷浩狼狈回朝后，褚蒜子将这个丢人的家伙撤职为民，于永和十年(公元354)二月，再次起用桓温，让其率兵四万北伐。
桓温果然旗开得胜，一路北上，直打到长安灞上，并且开始管理地方事务，令西晋故土上的百姓们欢天喜地。
然而就在桓温犹豫是否进军长安之时，前秦国主符健却施了一个“绝后计”，暗中派人将各地尚且成熟的粮食都全部毁掉，使得东晋驻军无粮可食。六月，军粮缺乏的晋军被前秦大败于白鹿原，断了粮的桓温只得败返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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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桓温仍然得到东晋朝廷的褒赏，升为征讨大都督。直到此时，桓温还是比较服从东晋朝廷的指挥的。真正发展到位极人臣、目中无人而难以压制，是在褚蒜子归政之后发生的事情。
永和十一年的年底，褚蒜子的生母寻阳乡君谢夫人病逝。对于外祖母的去世，晋穆帝采用了与外祖父之丧一样的高规格：“悬而不乐”。
褚蒜子律己甚严，她的父亲褚裒先后娶过三位妻子，除了她的母亲谢夫人，还有早逝的荀夫人、卞夫人。在封谢夫人为寻阳乡君时，朝臣上表要求将荀氏卞氏也一起追封，被褚蒜子拒绝了。褚裒上朝之时，对女儿行君臣大礼;而退朝或归宁娘家的时候，褚蒜子则一律向父亲行家礼。
随着寻阳乡君的去世，时间也推进到了永和十二年。这时，褚蒜子的儿子晋穆帝司马聃，也快十五岁了。
第二年，晋升平元年(公元357)春正月壬戌朔，褚蒜子为十五岁的司马聃举行了冠礼，然后主动归政皇帝，退居崇德宫。
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对群臣请求自己继续垂帘听政的情况表明归隐的态度，褚蒜子先后下了两道诏书。
归政之诏：“昔遭不造，帝在幼冲，皇绪之微，眇若赘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劝喻摄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义，僶俛敬从，弗遑固守。仰凭七庙之灵，俯仗群后之力，帝加元服，礼成德备，当阳亲览，临御万国。今归事反政，一依旧典。”
退隐崇德宫后，再次手诏群臣拒绝垂帘听政：“昔以皇帝幼冲，从群后之议，既以暗弱，又频丁极艰，衔恤历祀，沈忧在疚。司徒亲尊德重，训救其弊，王室之不坏，实公是恁。帝既备兹冠礼，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当路，费役日兴，百姓困苦。愿诸君子思量远算，戮力一心，辅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归别宫，以终余齿。仰惟家国，故以一言托怀。”
然而，褚蒜子归隐之后，朝中以司马昱为首的重臣们虽然身为男子，却没有褚蒜子的权谋之术，在他们的手里，桓温一步步地放纵起来。
首先是司马昱。很早之前，刘惔就曾经向他进言，说桓温”不可使居形胜之地，其位号常宜抑之。”，然而司马昱是只绣花枕头，虽然长了副俊美的好皮囊，实际上是集东晋士族腐气大成于一身，是个只会“清谈”的军政弱智，他想学褚裒的“皮里春秋”，却学了个四不象的表面文章，褚裒的不表态只是权宜之计，司马昱却是真正的不表态、不策谋、不出主意，辅政的方法只是得过且过，拱手点头而已。——对于刘惔的提醒和正确主张，他不作任何反应，任凭桓温声势日益高涨。
桓温是一代英雄，有雄心也有奇才，如果控制得宜，他也许真能成就大功业，然而问题在于司马昱等人是一干庸物，根本不懂、也无力驾驭，这就造成了后来桓温对东晋朝廷的蔑视以及桓温桓玄父子的“逆乱”。
在褚蒜子首次听政的最后一年里，桓温再次北伐。这一次北伐的成果更大，他光复了洛阳，还修整了在战乱中毁坏的历代汉晋帝王陵墓。晋穆帝正式执政后，高唱凯歌南返的桓温被厚加褒赏，自己被加封郡公不算，就连次子桓济都被封为“临贺县公”(长子桓玄是要继承父爵的)。到此时，桓温在军队和民间的声望，已是举国无人能及。
桓温意气风发的同时，褚蒜子归隐后的日子其实非常坎坷。
升平五年(公元361)夏五月丁巳，褚蒜子遭到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打击：她唯一的孩子晋穆帝司马聃忽然得了重病，很快就去世了。这时他才只有十九岁。不到四十岁的褚蒜子在青年丧偶之后，不得不又接受丧子的厄运。
但是老天并不合作，它连哀伤的时间都没有多给褚蒜子，就要让她面对王朝的又一次危机：早逝的穆帝没有儿子，晋王朝的新帝从何来?她很快就理清头绪，从司马氏诸王中找到了血统上与帝位最接近的人选：晋成帝长子琅琊王司马丕。
几乎就是司马聃病逝的同一天，褚蒜子的“皇太后令”就颁布了，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邪王丕，中兴正统，明德懋亲。昔在咸康，属当储贰。以年在幼冲，未堪国难，故显宗高让。今义望情地，莫与为比，其以王奉大统。”
司马聃去世后的第三天，他二十一岁的堂兄司马丕登上了东晋王位。是为哀帝。
司马丕已经成年，作为婶母的褚蒜子自然没有垂帘听政的必要。也许是因为婶母的策立，也许是因为婶母的影响力，司马丕称帝后仅仅封自己的生母周氏为皇太妃。东晋王朝仍然只有褚蒜子这一位太后。
然而在治国的方略雄图上，这位年青人却辜负了褚蒜子的期望，他苟安胆小，而且贪生怕死。他即位的第二年，桓温向哀帝上书，请求迁都洛阳，让痛失故土的北方人都返回家园。然而哀帝和他的文臣们既怕战乱后的洛阳荒凉贫苦，又怕因此受制于将领，桓温的这项主张得到了哀帝和大臣们的如此回应：“我们这些南迁的人已经在此生活了几代，早就习以为常，最初迁来的人们很多也埋藏在此。如果离开的话，如今在南方的田宅谁来照管?照管不来又卖给谁?北返的车马也很难齐备，北方虽收复一些地方，但是仍然不安定，不值得为此抛弃南方的安逸生活。”
迁都与否，恐怕是哀帝当政时遇过的最大件政务了。除此之后，他年纪轻轻的不想着奋发，尽想着如何修道炼丹、长生不老。他对满桌美酒佳肴连看都不看，一天到晚尽是拿着各种配方的丹药当嘎嘣豆吃。一吃二吃地就吃出了问题，很快就一病不起。到他当皇帝的第三年三月，病得越发地重了，神智不清。倒也达到了超凡脱俗的目的：虽然身在尘世，却已不是尘世的人了，什么东西什么人都不认识，更遑论治理国家。
无可奈何的朝臣们只得再次上表，请求褚太后代皇帝治理国家。
褚蒜子再次垂帘不到一年，哀帝司马丕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仙”去了。兴宁三年(公元365)正月、二月，哀帝妻王皇后与哀帝先后病逝。哀帝时年仅二十五岁。
儿子与侄儿都这样早死，实在大出意料之外。哀帝崩逝的第二天，褚蒜子颁下了又一道册帝的太后诏书：“帝遂不救厥疾，艰祸仍臻，遗绪泯然，哀恸切心。琅邪王奕，明德茂亲，属当储嗣，宜奉祖宗，纂承大统。便速正大礼，以宁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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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迎立的新皇帝是司马丕的同胞弟弟，名司马奕，字延龄，史书称其为“海西公”。
在这个时候，由于丞相司马昱无能，朝廷缺乏有力的牵制，桓温的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但随着几次北伐的不尽如意，这成就功业的心思便渐渐转向，开始有了篡位为帝的想法。也就在这个时期，桓温说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名言：“若不能流芳后世，就要遗臭万年!”
从前桓温是以忠勇之士刘琨、温峤为榜样的，到这时也发生了变化，倒过来将温峤讨伐击溃的逆臣王敦当成了榜样。有一次他路过王敦墓，向着墓冢称慕不已，连连说：“可人、可人!”——既然王敦成了他心目中的“可人”，那他想干什么就很明显了。
咸安元年(公元371)，一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流言在朝野广为流传，说的是年青的皇帝司马奕其实是个废人，早在做藩王的时候就丧失了亲近女人的能力，甚至于搞同性恋他也只能充当假女人的角色。如今他宫中田美人孟美人所生的三位皇子，实际上全是他的男宠相龙、计好、朱灵宝的“成果”。——如今三位皇子都已经到了给予太子、亲王之封的年龄，假如让这样的西贝货儿成为王朝储君，就要颠覆国家根本了。——这消息言之凿凿，绝大多数的官兵百姓一时都信服得很。虽然皇族高官们知道这是一派胡言，却架不住群情汹涌和军队的立场动摇。
这条令人恶心的谣言，就是桓温和他的参军郗超的得意之作了。
当谣言传得最热火的关头，在当年十一月丁未日，桓温恰到好处地进京朝见来了。他以此谣言为由，向朝廷提议废司马奕，改立丞相司马昱为帝。
这样的大事当然不是朝臣敢作决定的，于是桓温的奏章便一直送到了深宫褚太后的手里。
这道废帝表章送到的时候，褚蒜子正在佛堂烧香，内侍禀报道：“外有急奏。”褚蒜子接过奏章，靠在佛堂门边阅视，才看了几行她就明白了，叹道：“流言初起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疑心是这么回事了。”然而如今已是骑虎难下，桓温手掌重兵，流言又使得皇帝失去了底层军民的支持，假如一定要较真的话，说不定晋王朝立即就要掀起内战，最终结果难以预料。因此，褚蒜子才看了一半就不愿再看下去，径自拿笔批复：“未亡人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默许了更换皇帝的请求。
说来好笑，在等待褚蒜子批复的时间里，等在宫外的桓温却是汗流满面、胆战心惊，见于颜色。他敢于统率千军万马，敢于诽谤皇帝、敢于蔑视群臣，却在与一个连面都没有露的中年妇人决定翻牌的时候吓得神魂不定。
当褚蒜子同意更换皇帝的诏书送出宫门的时候，桓温这才大喜，立即召集百官，颁布了这道太后令：“王室艰难，穆、哀短祚，国嗣不育储宫靡立。琅邪王奕亲则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图德之不建，乃至于斯。昏浊溃乱，动违礼度。有此三孽，莫知谁子。人伦道丧，丑声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庙，且昏孽并大，便欲建树储籓。诬罔祖宗，颂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怀!今废奕为东海王，以王还第，供卫之仪，皆如汉朝昌邑故事。但未亡人不幸，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社稷大计，义不获已。临纸悲塞，如何可言。”
三十岁的司马奕只穿着一件白色的单衣，在大臣们无奈的注视下凄惶地坐着牛车离开了皇宫，做了六年皇帝的他被废为东海王，丞相司马昱成为新帝即晋简文帝。
简文帝司马昱是晋明帝司马睿的小儿子，这时他年已五旬，论辈份更是褚蒜子的夫家伯父。不过他只是桓温精心选中的傀儡，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在当皇帝之前他可能还敢在桓温面前吱一声儿，等到当上了皇帝，他就只有在桓温面前抹眼泪水儿这一项本事了。
林妹妹抹泪的结果是夭折，司马昱抹泪的结果来得更快，担惊受怕的哭包皇帝才当了八个月，就一命归西。
由于司马昱实在死得太快，以至于他死时桓温还身在外地，他逼帝禅让的大计更还没来得及着手办理。所以留在京城内的官员们如愿地劝谏成功，简文帝留下了立自己儿子司马曜为继承人——即孝武帝的遗诏，仅仅让桓温当“诸葛亮、王导”的角色。
得知消息的桓温大怒，然而木已成舟，他也已是花甲之年没有了年青时的冲劲，所以造反夺位的事情他始终没有付诸实施。七月，六十二岁的桓温白日见鬼，病入膏盲，不久便死在了安徽当涂驻地。他虽有六个儿子，但是临终时选定自己的弟弟桓冲继承自己的地位。
桓温的选择是很有道理的，他的长子次子是二世祖式的人物，本事才干没有多少，野心胆量却是不小，非把桓温几十年打下的基础闯砸了不可;而三子五子忠厚老实，也不是搞政治斗争的材料;四子更绝，是个五谷不分的白痴。最小的儿子桓冲生有异征，但是年纪还太小，因此传位弟弟是最好的选择。
眼看着正当壮年、跟着哥哥熟谙军政内幕的桓冲掌控了兵权，东晋朝臣们都忐忑不安，唯恐又重蹈覆辙。在这样的情况下，尚书谢安又想到了富于见地和胆识声望的褚蒜子。虽然褚蒜子只是孝武帝的堂嫂，但是非常时期，堂嫂也要垂帘听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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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死后的第二个月，谢安率百官上表，请求退隐崇德宫的褚蒜子再次临朝听政。表曰：“王室多故，祸艰仍臻，国忧始周，复丧元辅，天下惘然，若无攸济。主上虽圣资奇茂，固天诞纵。而春秋尚富，如在谅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应坤厚，宣慈圣善，遭家多艰，临朝亲览。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讴歌流咏，播溢无外。虽有莘熙殷，妊姒隆周，未足以喻，是以五谋克从，人鬼同心，仰望来苏，悬心日月。夫随时之义，《周易》所尚，宁固社稷，大人之任。伏愿陛下抚综万机，厘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胜忧国喁喁至诚。”
收到奏章之后，褚蒜子作了这样的批复：“王室不幸，仍有艰屯。览省启事，感增悲叹。内外诸君并以主上春秋冲富，加蒸蒸之慕，未能亲览，号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岂有所执，辄敬从所启。但暗昧之阙，望尽弼谐之道。”
八月壬子日，五十岁的褚蒜子再次垂帘，开始了她的第三次临朝听政。国中大事，均以“皇太后诏令”颁布施行。
这也是褚蒜子的最后一次临朝听政。三年后，桓冲履行了自己对兄长的承诺，将爵位给了守孝期满的桓温幼子桓玄。此时的桓玄年仅七岁，褚太后和谢安等众臣成功地将桓温六子的权力官职都予以了削减，局面已经平定。
宁康三年(公元374年)八月，褚蒜子为孝武帝举行了婚礼;太元元年(公元376)正月，褚太后又为他举行了冠礼。
在局势平定、少年皇帝已经长成的情况下，冠礼举行的同时，褚蒜子颁布了她的最后一道“皇太后诏令”：“皇帝婚冠礼备，遐迩宅心，宜当阳亲览，缉熙惟始。今归政事，率由旧典。”
从此，她深居内宫显阳殿，总算过上了平静的日子。
太元九年(公元384)六月癸丑朔，六十一岁的褚蒜子病逝，与晋康帝合葬崇平陵。作为一个人，褚蒜子是不幸的，然而作为后妃她却非常幸运，就连拥有她的晋王朝也是幸运的。可惜的是她身为女子，只能几度垂帘而不能连续地执政，以至于出现了几次青年皇帝开倒车的事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也许东晋王朝能够有另外一番兴旺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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