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贞观之治，只是在封建制度的理论建设上有所贡献，这种盛世，与百姓的肚皮无关，故尔是虚的;而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之治，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开花，才是货真价实的盛世。

　　“开元”和“天宝”，为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加上其父唐睿宗李旦禅位时的“先天”，他在位44年间，共用了三个年号。

　　整个唐代，年号变换最多最快者，当数他的祖父高宗李治与祖母武后，两口子前后执政50余年，共使用32个年号，其中一年一换者11起，一年两换者5起，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我估计这是武则天的主意，那个强势的女人，精力过剩，欲望强烈;绝不安分的她，不搞点惊人举动，不闹点轰动效应，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换年号，成了武则天的一项游戏。年号通常两个字，她改唐为周称帝之后，甚至用过“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四个字的，对她来讲，换年号如同儿戏，官府不堪其扰，民间不胜其烦。所以，公元713年，李隆基实际掌权后，头一件事便是改年号为开元，而且一下子坚持用了29年，终结了武则天的年号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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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隆基接位时才27岁，年青有为，朝气蓬勃。他实干、勤政，政治上除劲敌，朝政上用贤臣，国用上讲节俭，吏治上重考核，身体力行，励精图治，志在升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中国人的生存能力、恢复能力和健壮起来的能力，是相当强大的。只要给以安定的环境、发展的空间、宽松的氛围和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无论国家的底子原来多么薄，百姓的生活原来多么差，用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中国人就是有办法使自己的国家出现奇迹般的变化。往近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成就，这是我们大家亲身经历的;往远说，汉代的“文景之治”，也是极著名的例子。(汉文帝刘恒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在位16年，加在一起39年的太平，国家富庶到了“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地步。)

　　太平，很重要。唐的开元盛世比汉的文景之治少了10 年，在这29年里，没有大的战争和大的灾难，因而也没有大的动乱。正是由于太平，“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这才成为盛世。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在这29年里，至少有20年没有大的“混账”。在封建社会里，最高统治者往往决定国家是成是败，是祸是福。唐人杜佑是晚唐著名诗人杜牧的祖父，德宗朝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历顺宗、宪宗两朝，均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是一位有头脑的经济专家，他对于开元盛世的叙述，应该是可信的：“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疋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盛。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开元)二十年，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通典》)所谓“驿驴”，用时尚的话说，就是“驴的”。想想当下城市里居民打的之难，真羡慕唐朝人的这一份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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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想而知，唐代大诗人杜甫，从他家乡河南巩县来到洛阳卖药，肯定没少打“驴的”。在《忆昔》一诗里，对于他童年、青年度过的年代，留恋之意，依惜之感，那些打心眼里流露出来的诗句，可是千真万确的赞美：“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诗人所写的“小邑犹藏万家室”，看似平淡，实则意涵深刻，因为反映出的人口繁衍现象，是衡量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指标。“邑”，是比都城和省会小，比区、乡和村镇要大得多的中等城市。一个小的“邑”，也就是普通的小县城，居然聚集上万户人家，数万名百姓，这说明唐代的人口直到开元年间，才恢复到前朝隋大业年间的规模。

　　我们常说“人口红利”，没有人口，哪来红利?所以，史学家钱穆认为：人所称羡的贞观之治，其实在经济实力和人口总数上，都无法与隋炀帝杨广的大业年间相比。据《资治通鉴》：“隋大业五年，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仅以河南巩义的洛口仓为例，这一个仓的储粮竟高达骇人听闻的24亿斤，比起当下的国家粮储基地，也不觉逊色，可证隋大业朝非同小可的富有程度。然而，隋朝的最高决策者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混账，从他登上帝位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王朝昙花一现的命运。中国有两个应该辉煌却辉煌不起来的短命王朝，一为秦，一为隋，秦败于二世胡亥，隋败于二世杨广。杨广比胡亥更能“败”，第一骄奢淫逸，第二穷兵黩武——修建大运河，重盖洛阳城，亲征吐谷浑，三讨高句丽。家底再厚，也经不起这十数年的折腾。随后，民不聊生，举国叛起，分崩瓦解，陷入动乱、混战，全中国差不多2/3的人口死于这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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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民成为皇帝的样板，有很大程度的误会。他接手时的江山，元气大伤，既穷且破，头几年因天灾，老百姓都吃不饱。他的“伟光正”纯系文人哄抬起来的。唐贞观六年(公元633年)，日子稍有改观，拍马屁的官员奏请唐太宗泰山封禅，这是中国帝王最为虚荣的无聊把戏。举朝官员面面相觑，不敢异议，只有魏征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稀，灌莽极目”，“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魏征以直谏出名，李世民尽管不爱听，可一想，河洛地区麦熟之时，还得把关陇地区的饥民带出来觅食，尽管很想风光，也不起劲了。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侍御史马周上疏中，还在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贞观之治，也未能改变战争造成人口锐减的现象。没有人口，谁来创造财富?战争之可怕，就在于杀人容易造人难，要把童稚养成劳动力，至少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投入，那是极费功夫且急不得的。

　　直到唐高宗李治的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户部尚书高履行奏：“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即今现有户三百八十万。”说明唐王朝立国半个世纪，总人口还未达到隋王朝的一半，由此推断，唐太宗李世民为帝时，全国户不足三百万，口不足一千万。就这份小家业，封哪门子禅啊!所以说，贞观之治，只是在封建制度的理论建设上有所贡献，这种盛世，与百姓的肚皮无关，故尔是虚的;而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之治，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开花，才是货真价实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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