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开国名将耿弇，一生“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而类似的杀戮在改朝换代中比比皆是，“千古明君”李世民也曾在河东郡夏县(今山西夏县)屠城。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八月，李靖率唐军从夔州出发，沿着波涛汹涌的长江水路向东挺进，要扫平南粱。一路连战连捷，两个月后兵临粱国都城江陵。梁王萧铣自知不是唐军的对手，一时又无援兵，于是对群下说：若强行抵抗，力尽而降，必害黎元。“岂以我一人致伤百姓”?不如及城未拔，宜先出降，冀免乱兵之害，以保全众庶。接着他巡视城防，下令士卒放弃抵抗，兵士听后“皆恸哭”。之后便率官属身穿孝衣前往军门投降。李靖顺利收复了南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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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说李靖文韬武略，用兵如神，只说这个“亡国之君”萧铣，此举可圈可点。
其一，唐军在围住江陵之前，已将其外围精锐文士弘部全部歼灭，缴获战船数百艘，江陵已失去了屏障而成为一座孤城。此时，萧铣如果硬拼下去，到前面送死的必然是那些未受过任何训练的市民，既无法挽救南梁的灭亡，又逼使江陵父老血流成河，此时叫停抵抗，理智明智，果断正确。
其二，中国传统文化赞扬和鼓励的往往是“誓与×城共存亡”，而视投降为可耻。萧铣以苍生为念反其道而行之，显示了他的担当与勇气。最能反映他这种精神的，是他对唐军的正告：“当死者唯铣，百姓非有罪也，请无杀掠。”萧铣出身名门，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的历史。历代新朝建立，大都靠暴力完成，而百姓则是最大的输家，除要承担战争祸害及衍生灾难外，还要随时面对征服者的屠刀。东汉开国名将耿弇，一生“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而类似的杀戮在改朝换代中比比皆是，“千古明君”李世民也曾在河东郡夏县(今山西夏县)屠城。萧铣的这次正告，恰恰言中了，唐军进入江陵后，“诸将欲大掠”，只是在梁国中书侍郎岑文本(此人后来成为大唐宰相)的强谏和李靖的严词驳斥及军纪约束下，抢劫才没有进行。萧铣追求的“死了我一个，换来百姓安”的精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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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萧铣在决定投降前讲了一句颇为悲壮的话：“诸人失我，何患无君?”意思是说，天下有的是君，失去我又算什么呢?说这话时，他称帝己经四年了。天下皆知，做帝王的滋味美妙无比，既至高无上，又享乐无穷。然而，此时萧铣却要抛弃帝位，原因是为了“幸全众庶”，虽说是大唐重兵压境之下的被迫、无奈之举，但仍可窥出其意识深处“民为贵”的一束辉光。
粱王在灭国之际表现出了足够的良知，而大凡有良知的人一般都有气节。萧铣被囚送到长安后，唐高祖见到他连连斥其罪行。萧铣说：“隋失其鹿，铣无天命，故至于此。亦犹田横南面，非负汉朝。若以为罪，甘从鼎镬。”萧铣这段话，可谓不卑不亢，实话实说，从容不迫，大义凛然。这里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乃风云情势所致，没有什么你是我非之分，只不过是你抢到了而已。二是人各有志，效仿田横何错之有。三是若认为我这样做是犯了罪，是杀是剐由你去。一个阶下囚敢对华夏一个新的“共主”讲出这番“大逆不道”的话，足见其有气节、具胆识。然而，竟惹李渊大怒，将之斩于都市。相比之下，唐高祖倒显得毫无格局和器度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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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铣这个人，隋末乱世一割据首领耳，其“治绩”实在难以“青史留名”，无非历史上的一个匆匆过客罢了。就其治国安邦的才能而言，假如逐鹿中原他成了赢家，我估计中国也好不到哪里去。然而，他在亡国时所表现出的“人民最大”的理念和境界，却令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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