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 年中秋节，叶伯英从《邸报》上得知他被任命为陕西省按察使。大约三周后，李鸿章将圣旨递送到他手上(很明显，官僚机构的办事速度比私下发行的公报要慢得多)。在赴任新职位之前，伯英又奉命去京城觐见皇帝。这次他分别觐见了慈禧太后和年幼的光绪皇帝。关于这次觐见的记录比1879 年的要短，不过还是值得注意的。

　　1882 年1 月3 日他觐见了慈禧太后，还是在养心殿。像以前一样，太后还是先询问了他曾任何职，上次觐见是什么时候，还有河流治理的情况。慈禧问道：“直隶挖河是否用机器?”答：“机器船只有二只，仍用人力居多。或雇募夫工，或劝谕民修，或派拨勇队挑浚。”慈禧接着问了一些他组织团练工作和任按察使时的情况，然后问了两个有关外交事务的问题：“你可知洋药(案指鸦片—译者注)加厘如何办理?” 叶伯英回答道：“臣闻督臣言，洋药加厘现在每箱议加百两，督臣尚未允行。” 太后又问英国公使威妥码(Thomas Wade)是否在天津，叶伯英回答说：“闻已由津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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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的任何作品和官方文件中，叶伯英都没有表露出对外交事务和技术现代化的丝毫兴趣。1870 年发生的天津教案之后，伯英的父亲就断定与西方通商只能导致“邪恶和煽动性的教义”传入中国(较早时候的天平天国运动正是这种影响的一个例子)。叶坤厚认为，合适的对策就是“禁止对外贸易”。100 他眼中与外国关系的理想模式是旧时的进贡制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朋友带来一个地球仪供大家写诗咏诵时，现代世界给叶坤厚带来的是怎样的一种认知失调。他绞尽脑汁，用晦涩的典故来把地球仪上的国家安放到他所认为合适的九州世界观。

　　伯英似乎比父亲开明一些， 他至少明白，为了避免外国干涉中国事务，应该避免基督教徒和普通百姓之间发生冲突。然而，对洋务他还远远不及慈禧太后。她想了解机械化的疏浚工作。外国人反对在内地收鸦片厘金税，她也在想办法处理此事。她还想知道英国公使在哪里。伯英能够答出问题，但觉得这些事情都不值一提，所以在年谱中记载的仕途没有提及。相比之下，慈禧除了在叶伯英第一次觐见时想要详细了解治水的情况(并对此持怀疑态度)之外，还关注外交事务，并对机械化问题感兴趣。

　　觐见皇上的记载读来则让人饶有兴致。虽然皇上的问题都符合惯例，只是敷衍了事，但读者还得注意，这个年仅10 岁的皇帝正在学习如何召见臣子。以下是叶伯英的记述：

　　〔光绪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请训，蒙皇上于养心殿召见。

　　上问：“你从何衙门出去?”对：“臣由户部主事，经前吏部尚书臣毛昶熙奏调办理团练，嗣后调往河南军营，洊保道员，分发直隶候补。”

　　上问：“你在清河道任几年?”对：“臣同治十二年(1873 年)蒙天恩补授清河道，在任共计九年。”

　　上问：“清河道事可甚殷繁?”对：“管四十七州县。近年督办河工，二月开河出省，十月安澜后方回保定省城。”

　　上问：“你到陕西，由何路行走?”对：“臣拟由河南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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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问：“几时可到陕省?”对：“现值冬令，途中若无甚雨雪，开正即可到省。”

　　圣训：“你到任后要破除情面，任劳任怨，督率属员尽心办理民事。”

　　俄顷，上谕：“你跪安罢。”臣伯英遵旨跪叩圣安。

　　皇上的谈话中没有什么深刻见解，但从中可以看出，虽然皇帝当时还只是个孩子，但他已经基本学会了对一个省级高官的讯问。

　　虽然叶伯英答应皇帝他会在农历新年后抵达陕西任职，但他并没有急着赶赴西安。而是首先回到开封，中途还在保定停留了几天，与李鸿章商谈诸务。李鸿章举荐提升叶伯英，每三年一次的任职情况审查中，也都给了他积极的评价，尤其提到他为官谨慎、诚实、廉洁。

　　前文也提到过他们俩在官场的派别斗争中是如何互相保护以免于外界非议的。现在李鸿章是叶伯英的伯乐，而他们同是安徽人这一事实无疑也起了作用。在开封，很多朋友、同僚来恭贺他喜获升迁，叶家大宴宾客三天，伯英假借生病，闭门肃客与家人一起欢度新年。叶家这个大家庭，此时儿子、侄子、侄女和孙子，一齐聚集在叶坤厚的住处。作为按察使，叶伯英的官位比父亲高，但他还是向父亲鞠躬—孝敬要重于官职。他在这里放松身心，阅读父亲的大量藏书，与家人度过了愉快的一个月之后，就动身西行，前往陕西，但一路变故颇多，他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四月底才抵达目的地。

　　叶伯英对陕西并不陌生。他的弟弟二十五年前曾在这里担任知县，而且，在太平天国时期，全家人曾在这里躲避战乱。伯英的妻子后来留在了陕西，生了儿子取名秦生，但尚在襁褓之中便已夭折。她的妹妹嫁给了陕西当地的一名秀才。伯英在1860 年还去陕西探望母亲，并逗留了一段时间，饱览山川名胜。在同治年间，他的弟弟仕途顺利，在抵御太平军侵犯和镇压回民暴动的功绩中赢得赞誉。但在叶伯英被任命为陕西按察使后，由于清政府的回避制度，他的弟弟(同时官位也较低)不得不去别处任职，移官河南，在那里继续他的宦海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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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伯英到陕西赴任是在19 世纪80 年代，在经历了连年战乱和严酷干旱之后，这里当时正百废待兴。1862 至1877 年西北的回民起义使该省经历了血腥的清洗。关中与陕北地区的回汉冲突使得一些州县的人口骤减，所剩人口仅为原来人口的极小一部分。在内乱终于得以平定后，1878 至1879 年的大旱又给陕西带来了更沉重的灾难，造成了数百万的伤亡。在一些州县，半数农田无人耕种，全省荒废的农田多达六十万亩。

　　负责陕西善后事宜的官员并不总是合适的人选。叶伯英受命按察使时，担任巡抚的是来自广东的冯誉骥。不到一年之后，有人控告他偏袒和腐败：他的儿子收受了不正当的礼物，副手们以权谋利，朋友和侍从也滥用与他的关系获取利益。冯被解职，叶伯英受命署理巡抚，直到新巡抚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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