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大男人头上戴着鲜花招摇过市，大家见了也许会捧腹大笑。然而在北宋时期，我们的祖先却乐此不疲。看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梁山好汉可谓“花团锦簇”——病关索杨雄本是看押犯人的牢头，却在鬓边时常插着芙蓉花;常年打渔为生的阮小五，襄着破头巾也不忘插上石榴花，毫无羞愧之色……虽是小说，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男人戴花这一奇特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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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为何如此热爱戴花呢?这还得从北宋建国时说起。 秘密遗训开启戴花之风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对武将深感不安，怕他们效仿自己，因此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初步定下了以文治国的方针。他还在宫廷密室内的一块石碑上刻下训示，每当新帝即位时，一个秘密仪式便是恭读遗训。密室只有皇帝可以进入，其他重臣都不知道“石刻遗训”的存在，直到宋太祖死后150年，汴梁被金兵攻陷，皇宫遭到蹂躏，这块石碑才被发现。
宋太祖留给子孙的遗训是什么呢?据史料记载，全文只有两句誓言：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试想一下，一位君王在为自己安排后事时，竟留下这么两句“传家宝”，可见他有特殊用意。或许他认为，文人再怎么胡说八道，也不会揭竿而起，对国家和朝廷的危害远不如武将大。无论如何，这个遗训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文人扬眉吐气，翻身作主。这就导致了宋人争做文人，并热衷于享受生活，崇尚文学艺术，风雅至极。而说到文雅，颇具风情的戴花便应运而生了。
当然，戴花能如此盛行还得归功于赵匡胤的那些孝顺子孙。他们不仅鼓励戴花，而且以身作则，以显大宋朝的文雅之风。史载，宋徽宗每次出游回宫，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从驾的臣僚仪卫，也都赐花配戴。不仅如此，他还制定一些规则：赐给随身的卫兵每人衣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有宫花锦袄者，才能自由出入大内。有了天子的亲历亲为，百姓的参与度自然高居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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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宋真宗时期，男人戴花已由一种普通的习俗提升到国家礼仪制度上了。
戴花对北宋影响深远 风靡北宋的男人戴花习俗，直接导致了北宋文士鼎盛的风气，造就了北宋王朝的百业兴盛、经济文化繁荣的局面。
在文化方面，北宋涌现了许多着名的诗人、词人、书画家和科学家，宋词与唐诗并肩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大高峰，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米芾等等都是新文化风气的开创者。不仅名人名家如星汉灿烂，就连宋徽宗赵佶本人也是书画大家。
在科学方面，纵观宋朝三百余年的历史，中国人为之自豪的“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宋朝人的智慧成果：火药、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还有今天被广泛应用的宋体字，也是宋朝的文化产物。所以，着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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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北宋统治者的重文轻武，虽然有助于推崇儒雅之风，促进文化繁荣，但在边患不断、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虎视眈眈的年代，则使天下文武失衡，将一大批武将出身者排挤出朝廷高层。据史料记载，从宋真宗以后，武将在枢密院任职的比例不断下降，不知兵略的文臣渐渐主掌最高军事决策。因此，每遇战事，朝中便无人可用，不说能征善战的猛将，就连河北禁军与京师禁军这两股重要力量也在久疏操练中荒废殆尽。
公元1125年，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至公元1127年4月(靖康二年)，金兵攻破北宋都城开封，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而令金人惊叹的是，那些国家倚重的王公大臣家的庭院内种满了绮丽的鲜花，有牡丹、芍药、月季等各个品种……这些鲜花虽然映衬了北宋的繁荣，却也阻塞了王朝的血管，使整个王朝空有一个狂欢的皮囊，没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当北方的铁蹄踏足中原，北宋这个富态的身体便轰然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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