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写道：刘备攻取长沙，降服黄忠、魏延后，诸葛亮对刘备说：“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此说虽是小说家罗贯中之虚构，但也近乎写实。诸葛亮对魏延多存疑虑，不予重用，且借机除之，以致最终被杨仪乘机以所谓“叛逆”之罪将魏延杀害。魏延是蜀汉举足轻重的栋梁之才，遭此厄运，实在令人不平和惋惜。历史是公正的，应当用史实为魏延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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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临危受命的才将
魏延是一位效忠蜀汉，深得刘备依赖和重用的良臣。魏延出身行伍，早年领部属随刘备入蜀，想为光复汉室建立一番功绩，因而屡立战功而不断升迁。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刘备夺取汉中，封汉中王，迁治成都，需要一位将军镇守汉中。众将皆以为非张飞莫属，张飞也有心镇守汉中;哪知刘备却破格启用魏延，提拔他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全军为之震惊。对蜀汉来说，汉中和荆州是益州的两翼，而汉中又居于门户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刘备选魏延镇守汉中，足见魏延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之重要。
有一次，刘备大会群臣，问魏延：现在委卿以重任，卿如何担当?他慨然答道：若曹操举天下之力而来，让我为大王拒之;若曹操有偏将十万之众来袭，让我为大王吞之!的确，他“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辜所托。在镇守汉中的6年里，连曹魏一流名将张颌、曹真也不敢正视汉中一眼。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又进拜魏延为镇北将军。蜀汉建兴元年(公元223年)，更以延为都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延西入羌中，与魏国名将费瑶、郭淮战于阳溪，获全胜。后主即迁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
魏延献“子午奇计”
魏延是一位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军事奇才，却受到诸葛亮的质疑和压抑。可以这样说，魏延的军事谋略，关、张、马、黄、赵有所不及。每次出征，魏延都要求自己领兵一万，与诸葛亮分道出击，诸葛亮始终未允许。更为遗憾的是，建兴六年(公元228年)，第一次北伐，魏延献“子午奇计”，诸葛亮弃之不用而错失良机。当时，刘备已经去世。魏国轻视蜀汉，主要对付东吴，关中防御薄弱，镇守关中的是庸才夏侯楙。
魏延综合分析了当时敌我形势和有利时机后提出：“今假延精兵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弃城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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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咸阳以西可定矣。”可是，诸葛亮以为此计甚险，不如从坦道，先取陇西。在出军祁山时，“论者皆言”以魏延、吴壹作先锋“为宜”，可诸葛亮“违众拔谡”，结果招致街亭大败，使蜀汉失去了唯一的一次大好时机。首次北伐失败，却惊醒“睡狮”，魏明帝立即把无能的夏侯楙调走，改派曹真镇守关陇，后又由诸葛亮之劲敌司马懿统领抵蜀。从此，蜀汉攻取关陇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
要说魏延“子午奇计”之险，与魏国大将邓艾偷渡阴平之险，不知差多少倍。魏延久守汉中，也许对子午谷路线及军情早已侦察而成竹在胸。邓艾却是逼上绝路，“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夺江油，克绵州，袭成都。正是邓艾这步险棋，使蜀汉亡于一旦。诸葛亮北伐，由于始终采取“十全必克而无虞”的稳打战法，一味追求兵法常规的所谓循序渐进，反而使魏将对其策略了如指掌。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出斜谷，屯兵渭水南原，司马懿对众将说：“亮若出武功，依山而东，诚为可忧;若西上五丈原，诸将无事矣。”亮果屯五丈原，懿乃使郭淮退之。无数事实证明，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他若当年用魏延“子午奇计”，很有可能制险而胜，三国历史也可能要改写──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孔明借刀杀人
诸葛亮密谋玄计，杨仪乘机陷害魏延，终于酿成蜀汉史上第一大冤案，也是第一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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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仪与魏延各持其能，一直不和。诸葛亮经常调和，以求平衡，最后也想借杨魏矛盾除掉魏延。这就注定，魏延将成为“阳谋”斗不过“阴谋”的牺牲品。也许是性格决定命运吧!让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诸葛亮病危时，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安排他去世后的退军调度方案。这样重要的会议，只有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参加，把官阶、爵位高的魏延排斥在外。诸葛亮决定，由魏延殿后阻击追敌，姜维作为副将，杨仪担任退军指挥;如魏延不服从，军队仍按计行事。这就为杨仪阴谋陷害魏延提供了可乘之机。诸葛亮去世后，杨仪密不发丧，派费祎去揣度魏延的意向，并抓住魏延个性矜高的致命弱点，用欺诈和激将手段，引蛇出洞，惹得魏延勃然大怒，抢在杨仪撤兵之前，率领所部径南归。杨仪便派马岱以叛逆罪追杀之，并诛延三族。这不是诸葛亮借杨仪之手取魏延之头吗?魏延还是想抢先奏报朝廷，指控杨仪反叛，希望舆论支持自己代丞相之位，根本没有叛逆之心。如果反叛，何不北向投魏?倒是杨仪，后因未得到丞相之位(诸葛亮早已察觉杨仪心胸狭窄，不能为相)，后悔没有率兵投魏，并上书诽谤朝廷，终被流放，最后自杀。
诸葛亮在刘备去世后，被刘禅尊为相父的十几年中，运用手中掌握的大权，采取一系列隐秘晦暗的手段，对魏延的多次建议和行动，进行掣肘与压制，直至借机处之，究其主要原因，还是他的怀疑之心作祟，怕今后后主刘禅驾驭不了魏延而出乱子，同时也为自己指定的“成承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的接班人蒋琬、费祎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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