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都会里泛起外国女人，应当是很小儿科的事。我所在都会处于湘中要地本地，经济不算蓬勃，都会生齿只有40多万，没几多知名度，也常常可以望到那些丰姿绰约的外国女人在年夜街冷巷走来走往，老、中、青、白、黑、棕都有。然而，在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快要百年的时间里，不要说在内地的中小都会，就是在广州、上海等年夜都会，也难见到外国女性的身影。年夜街上没有外国女性，不是因为外国人不肯将女眷带去中国，而是由于那时的清当局不容许外国女性来清国栖身。在清朝中叶，荷兰有一个名叫洛连的商人，经常漂洋过海来中国做跨国生意。在那时，中国的茶叶、陶瓷都是大受西方人欢迎的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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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连头脑灵活，人又勤快，生意越做越大，后来拥有了一艘重达600吨的大型帆船“海马号”。

　　白居易在《琵琶行》里面说“商人重利轻离别。”作为商人，为了生计，为了盈利，当然得风霜江湖，在进出货物诸环节忙碌。如果要一天到晚和老婆儿女厮守，那还不得吃西北风?

　　洛连在万里海疆上追波遂浪，不得不长期忍受与妻子孩子分别的痛苦。可是，自从拥有了体积庞大的“海马号”，携妻儿一起来中国就成为了可能。

　　官员视西方女人为洪水猛兽

　　洛连的妻子名叫詹妮，是个中国迷，对神秘的东方国度充满了向往。洛连和詹妮还有一双聪明活泼的女儿，受父母的影响，她们也常常吵闹着要到神话般的中国走一走、看一看。

　　可是，中国当时的制度，是不允许外籍女子入境的!实际上，产生这一制度的理由很简单，两点有伤风化;防止西方商人在中国定居。

　　外籍女子怎么有伤风化呢?又为什么要防止西方商人在中国定居?

　　以当时清朝官方的话说外籍女子衣着暴露、行为不检点，常常当街和男人牵手、说笑甚至亲吻，尤其可恨的是西方习俗处处都体现出“女士优先”的思想。

　　这让男尊女卑的清朝情何以堪?

　　在乾隆初年，清朝在广州、福建、浙江、江苏四处口岸设对外通商，那些前来经商的外国人携眷招摇过市，他们的行为举止，让还裹着小脚的中国女人在思想上不啻于受到了一场暴风雨的冲刷。那种热闹和震撼场景，英国人亨特在《番鬼在广州》一书中有记载“到九点半钟，我们陪妇女们到外面街上去参观街道。这时商店都已关门休息了，但是几个过路的中国人见了她们，忽然喊起来‘番鬼婆!’于是每一家的大门立时打开，有灯笼照出来，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于是她们不得不赶紧退却。”保守的清朝官员因之视西方女人为洪水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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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缺乏经济学理论的中国政府认为，和外国人做生意，只是有益于外国人，中国并无一利可图。在和西方人贸易中，西方人不仅可以享用中国生产的茶叶、陶瓷等好东西，中国国库里的大量白银也白白地流出了国门。要杜绝这一点，最好就是关闭通商口岸。

　　就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四处口岸关闭了三处，只剩下广州一处。在最后一处口岸还没能关闭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禁绝外国商人带女眷来中国。家眷不在中国，则这些外国商人就在中国呆不了很久，最终会尽快离开中国。这样，中国的白银保住了，中国固有的封建伦理秩序也保住了。

　　严防西方女眷进入本地居住

　　乾隆十年(1745年)，在乾隆的默许下，中国各地都严防西方女眷进入本地居住，并形成了地方定例。

　　洛连这次携妻女来华，实在是心存侥幸。

　　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月，“海马号”从荷兰阿姆斯特丹港口起锚，绕过好望角，在海上颠簸漂流了十个月，终于来到广州海域。

　　在逆珠江上溯时，詹妮带着两个女儿站在船舷上，遥望着在樯桅林立、彩旗飞扬的珠江两岸，欢呼雀跃不已。

　　“海马号”驶入内河，稽查人员飞报广州地方政府“红毛船一条向广州驶来，船名‘海马号’，一等船，货主及家眷共四人，医师和牧师五人，船工厨子下人一百零五人，火炮三十门，炮弹六百个。”

　　有家眷!有家眷!而且三个家眷都是女的!广州方面的神经马上崩紧了。

　　广州关长李永标、行首(商会会长)严济舟和担保商人潘振承，赶紧与荷兰商馆秘书约翰磋商阻止方案。同时调动吏胥、关丁、绿勇近百人在黄埔港严阵以待。

　　1751年7月8日，“海马号”抵达虎门与黄埔之间的狮子洋。詹妮和两个女儿以为这是来迎接她们的，高兴得忘乎所以，她们不断地向码头方向挥舞着中国丝绸围巾。然而，当船靠近码头，荷兰商馆秘书约翰已早早站在岸上，用荷兰语大声喊“洛连，先不要靠岸，情况有变化，请听我先和你解释!”洛连的心咯噔了一下，他已经预料到自己一直担心的事发生了。约翰和他的担保商人潘振承划了一条小船过来，重申女眷不许上岸的规定。洛连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泪水涌了出来，说“我的妻子女儿在风浪中漂泊十个月，终于来到了她们向往已久的中国，却不许她们上岸，太令人失望了!”潘振承苦笑着，说这是规定，谁也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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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连急得不行，大叫道“天啊，这样我太对不起妻子女儿了。”他还跪在甲板上，擦着不断流下的眼泪，说“潘，请您给广州官员求情，让我的妻子女儿上岸进广州吧。”

　　詹妮和两个女儿弄清楚了情况，也跟着哭了起来，和洛连一字儿跪在甲板上。这种情形，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看见了也会落泪。

　　潘振承撩起衣襟下摆擦去了腮帮的眼泪，将他们扶起，答应回去给政府汇报。

　　走之前，潘振承要他们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

　　将夷人家眷安置澳门定为成例

　　当天晚上，下起大雨，电闪雷鸣。洛连等不了请示结果，带着惊恐不安的妻子女儿冒雨登岸。他通过私人关系，将被淋成了落汤鸡的妻女安置在外商聚居的十三行(今文化路至海珠南路一带)中的瑞丰行。

　　第二天，洛连带妻女来到广州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广州和其他国家的商人中引起轰动。

　　最终，在关长李永标、行首严济舟、保商潘振录等人极力斡旋下，广州当局低调处理了这起纠纷。

　　广州当局说“夷人携带番妇同行，例当驱逐，但为表示圣朝怀柔之至意，敕令荷兰人将家眷带到澳门居住。”

　　洛连之事，就以此平复。

　　处理结果呈报到北京，清政府因此将夷人家眷安置到澳门之举定为成例。

　　乾隆批示说“嗣后有夷船到澳，先令委员查明有无妇女在船，有则立将妇女先行就澳寓居，方准船只入口，若藏匿不遵，即报明押令该夷船另往他处贸易，不许进口;尚委员徇隐不报，任其携带妇来省，行商故违接待，取悦夷人，除将委员严参，行商重处外，定将夷人船货一并驱回本国，以为违禁令者戒。”

　　本来，清朝杜绝西方女性来华的禁令只是停留在“定例”和口头上，经过洛连一事，限制西方女性来华的条规就此陆续推出，成为了正式法律条文。

　　1759年，《防范外事规条》推出，其中主要内容有永行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如需在中国逗留过冬，也只能在澳门居住;外国商人到广州后，须住于行商指定的商馆，并由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国人向外国人告贷，禁止外国商人雇中国女佣;严禁外国商人雇人，以及与中国人传递信息;对外国商船到广州停泊时，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1776年，出台了《防夷四查》;1809年，出台了《民夷交易章程》;1814年，又出台了《整饬夷商贸易九事》。

　　在广州商馆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美国人亨特在《旧中国杂记》中哀叹道“从此，我们这些可怜的广州外国人，都成了身不由己的修道士，就连女人的声音都是一种奢侈品，广州的官员是不允许他们的外国同性们享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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