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浩浩殇殇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存在了许多个朝代，而宋朝，则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转变而令人非常瞩目。赵宋这个朝代，又以其颇具争议性的历史，成为史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总体而论，宋朝是中华大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宋前与宋后中华历史中的国家形态和社会面貌整体差距很大。
从最直观的角度看来，宋后的版图疆域和国防军事实力基本不超过宋前，甚至存在较大的差距。以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规律为基本出发点，则不难发现，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为何会出现这种背离的现象呢?前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分析成果。而这些历史资料和分析成果，也都把北宋和南宋作为分水岭，也可以这样认为——北宋和南宋是中华历史最直接的分水岭。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分水岭中，千百年来被广大国民讴歌赞颂的岳飞则成为横亘于两宋之间的桥梁，也因此成为在赵宋时代发生断裂的中华古代史中的一个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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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金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准备“直捣黄龙，迎二圣还朝”的岳飞遇害后，赵宋失去了抗战派最坚实的支柱，同时，抗金将领们也深受打击，韩世忠隐遁西湖。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至此，失去武力屏障的赵宋丧失了大规模反击作战的基本能力。女真人在遭受了岳飞等重兵集团的沉重打击后，其在漠北的后防线产生了巨大的战略真空。在女真无法有效控制漠北的情况下，比女真更为野蛮和落后的蒙古乞颜部军事集团在铁木真的率领下迅速崛起并统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国，后其孙忽必烈建元灭宋。而元朝是中华历史中的另类，是野蛮与文明之间的混合文化和混合体制，如果没有弱宋对岳飞的残害，也就不会有纵横欧亚的“黄祸”。可以打个比喻，是岳飞之死为铁木真留下了枭腾悍飞的历史空间和地理空间。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基本被宋后特定的国家体制约束在了东亚范围，虎头蛇尾的郑和出海是宋后朝廷懦弱的必然产物，这与强汉王朝中张骞、班超孤身开西域的壮举有根本性的差异。宋后的社会土壤里，当局在不遗余力地扼杀着“岳飞、狄青、班超、张骞的萌芽”。
在宋朝这个最特殊的转折时代，出现了中华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英雄—岳飞。可以说，“岳飞和岳家军现象”都不是宋朝的产物，如果岳飞这样的天才出现在唐朝的话，在唐朝积极的主动防御、主动出击的国防政策支持下，必将有其更为显赫的西域战功，必定可以扭转唐军与阿拉伯人在塔拉斯河交战的大败，改造这个中华文明全面开始走向萎缩的历史分野。岳飞的出生时间是无法选择，这是“历史上帝的安排”，而宋朝政治却是赵匡胤之流选择出来的，由于宋朝开国政治的重大选择，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未来的走向也就进行了一次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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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文重武轻的现象?为何赵宋要改变强盛的汉唐一直采用的积极主动的基本国策和奋发向上的政治体制?这与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黄袍加身”的登基经历大有关系。宋太祖其人原本是五代时期后周的大将，在周世宗柴荣刚刚去世的时候被部下所拥戴(或者说有胁迫的因素在内)，借出征契丹之际在京师汴梁城外的陈桥发动兵变，继而登基顶替了后周柴家孤儿寡妇的皇位。由于自己不光彩的“篡位”经历，使得宋太祖对于将军拥有军队的实际控制力这一点非常忌惮，如果说‘杯酒释兵权’是赵匡胤为避免再次发生“黄袍加身”而作出消除隐患的“措施保险”，那么后来，宋朝政治体制的高度僵化则是宋太祖为了后世子孙不再面对下一个赵匡胤而设计的“制度保险”，用来彻底结束五代十国军人频频政变控制政治的局面!
赵宋开国政治特殊的文武分途体制，要追溯到以往的中国历史上国制政体来分析其源头。西周王朝的“封建制”就是“分封诸邦各自建国”，这是武王伐纣联盟在成功后为各地诸侯和功臣划分地区利益的产物，周王朝具有现代联合国的雏形，绝不同于以后的大一统王朝。而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东亚超级大国的局面。可以说周朝是“天下”而秦朝是“大国”，由秦始皇统一任命官员的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原有的封国藩王都换成了官吏。但这个局面是个反复的局面，秦末战争实质上就是“天下各国”的一次复国战争，项羽分封和刘邦分封(汉初曾有异姓封王)都是“复国联军胜利果实”的必然产物，直到刘邦屠戮功臣恩威并用之后，再率领开国的众将做“白马之盟”，确定异姓不得封王的国家大制，东亚超级大国的王统才第一次稳定而长久地开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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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地由于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思想丰富，人才遍布，从西周以来多次在“天下和王朝”的国家模式之间反复。而宋朝之前的五代十国又是一个“天下阶段”，为结束唐末五代地方割据尾大不掉的藩镇格局，宋初君臣(主要出自“只懂得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小儒”赵普)就开创性地设立了“知州”等制度，以中央官员的身份去“知地方事”，将财政、军事、行政权力都从地方首长手中分解开，而主要实质意义就是文武分途。而这个开创性的文武分途就决定了宋朝、岳飞和未来千年中华民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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