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穿了也很简单，最根本的原因就两条。一是动机。朱元璋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根本原因，目的并非是为了政治清明，而是加强皇帝权威和巩固皇权统治。二是人治。朱元璋虽然搞了相当多的条令，甚至明律几乎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法律的顶峰之作，但问题在于其统治的本质和执行，却不幸回到了人治这条歪路上去。

　　朱元璋同志是个苦娃儿，打小，他那小肺腑里就充满了对地主老财的深仇大恨。

　　马上打下江山后，于公于私，反腐就成了他的心头大事。那个执着劲啊，让人怀疑他是蝎子座的。

　　打击面儿，那真是一“揽”无余

　　连绵不断的反腐运动牵连极广，有案可查的是，从洪武元年(1368年)其到之后的长长十九年间，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官员没一个能做满任期的，几乎全都还没等到述职考核，就被贬黜或诛杀了。朱元璋是这样说的：“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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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武十六年，因户部侍郎郭桓贪污，除处死郭桓外，六部全部十二位左右侍郎，以及大批地方官员也均被处死，死者达数万之多，被牵连破产的地主、百姓不计其数，史称“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为了平息事态，朱元璋后来又将主审此案的数十名官员处死了事，“郭桓案”堪称是场“空前绝后”的反贪大运动。

　　除了这些大案外，小案更是连绵不绝数不胜数，如朱元璋爱女安庆公主的驸马欧阳伦，因走私茶盐铁等物资，在朱元璋的寿宴上，被用天子剑处以极刑。

　　洪武十九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位进士监生。一年后，这些官吏被杀6人，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358人，一个都没能幸免，全军皆墨。

　　难道这364位官吏在此后的一年里全都犯罪了?显然不可能。那么对这种现象唯一的解释，就只能是朱家皇帝太难伺候，生杀均出于他一人之手之故。

　　打击力度，那是相当滴狠

　　朱元璋反贪，有两个特点，按现在的话说，那就是“从重从快”。

　　其起罪之低、处罚之重、涉及之广、时间之长，都是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贪污银子，达到六十两被杀头是一定的，不过在杀掉之后，犯官的皮还要被剥下来，装上草做成草人，放官府门前的“皮场庙”示众。

　　“皮场庙”其实原本是土地庙，这个名字，全因其展览被剥皮填草的官员而来。

　　至于一般的剁指、断手、砍脚、阉割，以及凌迟、斩首、腰斩，更是无所不有。

　　至于起罪的下限，在朱元璋自己钦定的案件里，就有因收受一双袜子、四本书、一条网巾这些不起眼小物件而被定罪的案例。

　　鉴于不断有犯罪官员出现，朱元璋又发话了：以后不以六十两为限，核心精神总之就两个字：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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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学法律，几乎人人一本《明大诰》

　　为了标本兼治，老朱还兴起了复古运动，欲从道德上对官员、百姓进行教化。这个活动一直延续到永乐时期，甚至还被进一步发扬光大，达到了所谓“家孔孟、户程朱”的程度。

　　与之配套的工程，则是推广朱元璋亲自主持编写的《明大诰》(大诰前后共有四编，一般合称《大诰》或者《明大诰》)。《明大诰》实际是部特别法案，其236条中，有一大半是惩治贪腐的条款，而且远比《明律》为重。

　　在朱元璋的大力主导下，当时的官吏和百姓，都要学习《明大诰》，政府还在各地组织专人讲课，一时间“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

　　洪武年间，《明大诰》约印行了数千万册，几乎到了人手一册、家家有此书的地步。

　　朱元璋希望“家传人诵，得以惩戒而遵守之”。他又亲临午门讲课，还把此书列为了国子监的教授科目。

　　鼓励全民告密

　　明初的特务政治就不必细说了，实在太有名，想不知道都难。然而不太为人所知的是除官方的特务活动和组织外，朱元璋还别出心裁地号召百姓告密及直接捉拿贪官污吏。

　　朱元璋下令，除准许百姓赴京告发外，还允许他们直接把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虽无文引”，各地关卡也当“即时放行，毋得阻挡”，“其正官首领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

　　在《明大诰》的《县官求免于民》一篇里，就记录了农民赵罕晨将县主簿汪铎等几个官吏捆绑押送进京的案件，最终结果当然是“犯事”官吏被杀。

　　而在《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中，则记录了常熟县农民陈寿六等将官吏顾英绑至京城面奏的案件。在这起著名的案件里，朱元璋不但赏了陈寿六等人，还特别警告道：有对陈寿六进行打击报复的，一律族诛。而且以后陈寿六真有过失，也只有朱元璋本人有权审问他--陈寿六堪称当时的天下第一农民。

　　反腐效果，让老朱愁死了

　　这么豁出命来反腐，显然并没有达到朱元璋期待的效果，他生前如此，死后更是如此。

　　明朝建国不过短短数十年，吏治就开始大规模滑坡，在很短的时间里达到了一个相当的贪腐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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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正统朝的王振，抄家时被搜出“金银六十余库”，其他的玉器珊瑚之类还没算。弘治朝的李广，抄家则搜出“黄白米各千百石”。所谓黄白米，乃当时隐语，就是指的黄金白银。黄金白银要以石来计算，可见其数额之大。

　　最有名的大概就是明中期的严嵩了。他被抄家的物资名单，直接被编撰成了一本书，书名叫《天水冰山录》。他家有多少财产呢，只说我当年初见此书的感慨，首先是他家直接可以开一个古代字画博物馆。至于其他地产和黄白钱财之类，相比无数的雅玩文物，真就是阿堵物，太不高大上了，已然不值一提。

　　老朱生前即为因此苦恼不已，道：“奈何朝杀而暮犯?”

　　实际上，明初的吏治腐败也确实并没有比历朝的建国初期好到哪里去，该贪墨还是照常贪墨。

　　失败的不是贪官，是皇上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说穿了也很简单，最根本的原因就两条。

　　一是动机。

　　朱元璋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根本原因，目的并非是为了政治清明，而是加强皇帝权威和巩固皇权统治。

　　二是人治。

　　朱元璋虽然搞了相当多的条令，甚至明律几乎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法律的顶峰之作，但问题在于其统治的本质和执行，却不幸回到了人治这条歪路上去。

　　不说其他，就说原本应该是城管和仪仗队的锦衣卫，摇身一变成为了无所不能的特务组织，随时随地监视官员百姓一言一行，甚至连昨天晚上家里打麻将丢了什么牌都在锦衣卫的监控中。

　　他们受命于皇帝，完全凌驾在了法律之上，大臣、百姓随时可以因几句言论就被抓走“失踪”，堪称中国古代的“白色恐怖”之最。

　　至于《明大诰》以及那位天下第一农民陈寿六，更是人治的代表。

　　首先《明大诰》是朱元璋自己编定的法令和刑罚，《大明律》里没有的枭首、文面、挑筋、剁指、刖足、断手、阉割，全在这里出现了。包括令人发指的剥皮草人，均不载于正律。

　　再就是同一个罪的处罚，两者完全不同。如关于抗粮抗税的处理，《大明律》中是杖责一百，《明大诰》里就直接以凌迟处死，这叫官员们怎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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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寿六事件，看似开明，看似在发动群众，在走群众路线，但实际上是相当愚昧的。只因朱元璋的一句话，陈寿六直接就凌驾于《大明律》之上，只有朱元璋一个人才有权审问和处理，这置《大明律》和各级政府于何地呢?还怎么指望官吏任事?

　　一旦到了这个地步，所有的官员和百姓，唯一能指望的就是皇帝的个人好恶了。整个国家所有的希望，都建立在今上英明的基础上。所有人都不知道一旦换个皇帝，会搞什么运动、会出什么政策，整个国家都在赌运气，而且还没有其他选项。

　　最坏的是即使上台的是明君，还要看既得利益集团有多大势力。因为没有制度的制约，利益集团势力很容易壮大，一旦壮大到一定程度，连人治顶峰的皇帝都没辙。明朝中后期就是这个局面。好比有名臣之称的徐阶，家里的地产有几十万顷，他不倒台，谁都治不了。

　　所以人治肃贪，必然是失败的、落后的，它最多只能治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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