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王学泰先生的旧作《说大诰》，浮想联翩，感受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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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饭的穷小子朱元璋力挫群雄，成为一言九鼎的开国皇帝后，自以为是天纵之圣，英明盖世。为给子孙后代留下兴国安邦的万世基业，他不仅大开杀戒诛元勋戮群臣，还编纂了比历朝历代刑法都严厉残酷的《大明律》。不过，最具创意的还是他以皇帝诏诰的形式陆续发布的四篇《大诰》。朱元璋的大诰是从《尚书》学来的，那是摄政的周公借成王之口训诫群臣用的一种官样文章。而朱元璋的大诰则针对全体臣民，既有圣上的说教训诫，也有惩处的法规罚则，还有诸多真假难分的案例。这玩意儿说法律不像法律，说道德规范又不像道德规范，是把最高指示、法规法令、行政管理、民主监督等许多方面的东西混杂拼凑在一起的“四不象”，应属于有朱皇帝特色的“创新”杰作。
《大诰》最显眼的“亮点”应是发动平民百姓监督地方官吏，恐怕这与朱元璋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对各级官吏平日里对上阳奉阴违，对下巧取豪夺的恶劣行径一清二楚有着很大关系。当时大明的行政统治只到县一级，《大诰》就明确规定不许各级官员下乡。他在“官员下乡”一条中说道：“十二布政使并府州县，往时官吏不时亲自下乡，扰吾良民，非只一端。数禁不许，每每故违不止。洪武十七年，将福建布政司右布政陈泰拿赴京师，斩首于市，敕法司行下诸司，不得再犯此行。”连副省级的官员都因违规下乡被斩首，可见禁令之严。同时也可见下乡确有油水，诱惑巨大，故屡禁不止。难怪今昔各级官员们都爱往下面跑，各地此起彼落的节庆大典、开工开幕，讲座论坛，哪次不请几位上层领导坐阵?你壮我脸面，我报之厚礼，各得其所。为此上面曾发过无数文件，然多半形同空文，我行我素。其实在《大诰续编》中就有“民拿下乡官吏”一条，如“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此法能否治得住贪官污吏下乡姑且不论，单凭敢于号召百姓直接挑战本地官员这一点，历朝历代统治者中就无人具备朱元璋这种自信与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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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诰》似乎还赋予百姓许多民主权力，他们不仅可以告官，还可以保官，可以为受上司同僚排挤诬陷的好官集体进京上访，甚至可以拿下贪官污吏，直接绑缚进京城。如《大诰三编》中专门树了个正面典型，就是常熟县的陈寿六曾被县吏顾瑛所残害，他就率兄弟外甥绑缚酷吏，手执《大诰》赴京面奏。朱元璋接见了并“赏钞二十锭，三人衣服各二件”，还下令免其杂役三年。为了防止各地官吏暗中阻拦百姓上访，《大诰》有“阻挡耆民赴京”一条，以淳化镇巡检史何添观等阻截上京告状农民索要钱财，被举报后斩首或刖刑为例，警示官员不得效尤。
朱元璋十分欣赏自已的杰作，他下令家家户户必须拥有一本《大诰》，要求“务要家传人诵”，并多次降旨督促检查各地贯彻学习的情况。还亲自登上午门给群臣讲《大明律诰》的立法宗旨，并将其作为各级学校(包括国子监)的必修课程，平时诵读讲解，科举考试就从中出题。据《明史》记载，当年也出现过学用大诰的高潮，全国“活学活用”积极分子19万人齐聚南京金銮殿前，轮流在皇帝面前“讲读”大诰，受到表彰，并发奖金，以资鼓励。历史有时就这般惊人地相似，此种场面我们也曾亲历目睹过，回想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啼笑皆非。问题是这部家藏户诵的“圣典”没多久就灰飞烟灭了，1965年高层有人想要研读《大诰》，下面广为收罗，连国家图书馆都没有，仅在宁波天一阁发现半部残卷，这恐是朱元璋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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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极权统治下，无组织的百姓如何能与有组织的政府抗衡，单个百姓，即便加上家族的力量，就能到差役成群的衙门里抓污吏贪官?当时的穷困小农视远行为畏途，有几个愿自贴盘缠，不辞艰辛“绑缚酷吏入京”?所以说朱元璋这种以民治官的想法纯粹是一时心血来潮想当然的产物，形不成制度化的防腐反贪体系，也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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