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冒京官的身份，或者诈称跟权贵有亲密关系，到地方招摇撞骗的事情，自古就有。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就讲述了一个——话说河南按察使贾筱芝有个大公子，叫做贾大少爷，曾用钱捐了个候补道员的三品衔，但一直没有补上实缺，所以“一心只羡慕二品顶戴，要想戴个红顶子”。
恰好这一年“郑州底下黄河又开了口子，漫延十余州县，一片汪洋，尽成泽国”。这意味着马上就要开展治水救灾的工作了，贾大少爷有心想“弄一个河工上总办当当，一来办工办料，老大可以赚两个钱;二来合龙之后，一个异常劳绩又是稳的”。但在晚清官场，这河工总办可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需要有过硬的后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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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大少爷想到一个关系：在京城当军机大臣的周中堂。贾大少爷的父亲贾筱芝以前曾经花了三千银子，拜在周中堂门下。于是贾大少爷便以父亲的名义，给周中堂拍了一封电报，请他推荐一下。谁知周中堂婉言回绝了他的请托。这可怎生好?好在贾大少爷头脑机灵，便伪造了一封周中堂写给贾老爷子的书信，书信的措词自然是十分亲密，然后“吹了个风声到河台(即河道总督)耳朵里，竟把河台瞒过，信以为真，立刻委他当了河工下游的总办”。
那河台虽然是总督级别的高官，但那几天正因为黄河决口的事情，受到朝廷“严旨切责”，说他“调度乖方，办理不善，若不克期合龙，定降严谴”，正“茶饭无心，走投无路，不知如何是好”呢，这个时候听说贾大少爷来头不少，一家子跟周中堂的关系非比一般，便想拉拢拉拔他，“将来里头的事，就托他老人家帮着疏通疏通”。
旧时这种假冒京官身份或高官亲信的把戏，之所以能够轻易得逞，主要是吃了“信息不对称”的亏。河台搞不清楚“周中堂与贾臬台(即贾大少爷的父亲)是个甚么交情”，只好根据有限的的信息与日常经验来判断，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而造成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主要又有两个，一是技术上的落后，晚清之时还没有电话、电视、电脑、网络、微博(即使有微博，估计官员也不会上)，信息的流动很慢，虽说那时候已有了照相机，但照片的应用并不普遍，所以要假冒京官或其亲信的身份，比较容易，不需要太高的技术含量，不像现在，办张假证还要承诺“可上网查证”。贾大少爷伪造了一封周中堂的书信，便可以让别人觉得他跟中堂大人关系不简单。另一方面，要核查这些信息的真伪，又太麻烦，即使拍个电报到京城询问，来回也要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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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导致“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是制度缺陷，即当时官场的运作极不透明，有太多暗箱操作的空间，要遵循各种“潜规则”，要尊重各种“隐权力”。河台大人这次整治河患，根据“潜规则”，他要将工程的肥缺安排给有背景的人，将来他想避免因为河患而被弹劾，也需要有贵人庇护。贾大少爷因为与周中堂关系亲密(别人不知道他是冒牌的)，是一个具有“隐权力”的人物，根据“潜规则”，必须给予照顾，以期将来他也按照“潜规则”作出回报。而“潜规则”与“隐权力”的特点就是彼此心领神会即可，千万不可摊在阳光下。于是信息的公开流动显得毫无必要，河台大人不可能给周中堂打个电话(假如当时有电话的话)，询问他是不是有个亲信叫做贾大少爷，因为这是不可说破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故事中的贾大少爷，后来也被人诈骗了一大笔钱。话说贾大少爷干了一趟河工总办，“钱也赚饱了，红顶子也戴上了，送部引见也保到手了”，“便想进京引见，谋干他的前程”。但要谋到好的前程，也是需要关系的。贾大少爷跟周中堂又不是真的关系很铁，所以需要另找门路。结果，被京城中几个谎称“朝中有人”的“官场掮客”，前前后后骗去了十几万两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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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大少爷上当受骗，也是吃了“信息不对称”的亏。他根本就不知道那几个“官场掮客”的底细，只能按照他对官场“潜规则”的理解，猛掏银子交给他们去打点关系，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连当河工捞来的老本都蚀掉了。
前面说了，导致清代官场“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主要是信息技术落后与官场制度缺陷。如果技术的问题解决了，还频频出现冒牌官员、官亲诈骗得手的事情，那通常就是官场运作机制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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