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商鞅的崇高地位是由变法而确立的，新法的施行让秦国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强盛。但是那个时期的秦国，有人非但不感激商鞅，而且还充满了仇恨。结果一代名相死得很惨，被车裂。秦国的另一个名相是更后来的李斯，他的手笔也不亚于商鞅，协助秦始皇搞成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但后来的结局也与商鞅差不多，被腰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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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复兴依靠严刑峻法，这始于商鞅。在他变法之前秦国还很弱小，无法与其他六国相比。这时的秦国亟需一个铁腕人物，所以可以说商鞅是应运而生的。从变法的内容以及实施的过程上看，商鞅称得上历史上真正的铁血人物，其心肠之硬、手段之酷、效果之巨、结局之惨，都难以找到超过他的第二人。因为其出发点的确为了巩固君王的统治，为了使国势振兴，所以当时的秦孝公全力支持他，也像他一样铁了心。
在商鞅来说，改革一旦开始就不能停止，因为那些世袭利益集团全是凶猛的拦路虎，会把他吃掉。商鞅横下一条心，果决异常，他使用的方式实在残酷，以至于被描述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天地”。
然而这描述却并非夸张，记载中，反对变革者最轻者也要在脸上刺字，或者割去鼻子。他颁布的法律中有一种连坐法，是典型的轻罪重刑，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谁告发了“奸人”，就与斩杀敌人一样受到犒赏，不告发的就要腰斩。当时实行了户籍制，农民不得外出，不得经商，一旦经商，妻女就得充为官奴。结果触犯新法的人比比皆是，有时一天就要处死七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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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法律条文直接而实用，毫不含糊，如关于军功爵位，开列了二十等，军功的大小则简简单单十分明了，就按战场上斩获的人头计。农业方面按收获粮食布帛计，凡从商和荒地破产者，妻女一律没收为奴。要求百姓以官吏为师，焚烧诗书;鼓励层层告发;只要议论政令的，全都视为非法之徒，放逐边疆。
由此可见，后来李斯所做的一切，实在只是学了商鞅。不同的是李期在统一了六国的更广大的土地上实行峻法，还可以让更加威猛的始皇帝为自己撑腰。所有这些残酷的、不可稍稍变通的法律，在治理国家方面当然是极度有效的。国家只要富强了，经济和军事搞上去了，制定法律和实施法律的人也就得到了根本的肯定，被封为伟大的变法楷模，民族英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谬误和偏见，其结症主要是因为判断标准出了问题，它过于单一、原始和简陋。在这里，经济和军事以及政权的巩固成了惟一的标准，而更为重要的一些指标，如民众的实际感受等等，却根本不屑一提。如果用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贵民的信条来看，民众是远远高于社稷和君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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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商鞅的强国之道也是祸国之灾。民不聊生，伦理丧尽，酷法无情，这就使秦帝国灭亡的种子在强盛的同时，也深深地播于地下。而商鞅这个改革者的目标也过于简捷，可以说是目无旁视，直取利益，一切以秦国的兴盛、以巩固国君的统治为准则。从《商君书》中可以窥见商鞅的铁石心肠，其中写道：一个读书的聪明人就会使一千个普通人不听话，怠于农事倦于战备;民众不推崇学问就会愚钝，愚钝了就不会外出交际，不外出交际联络，国家就会长治久安，等等。他设置了农村户口制，从此也就将农民永世固定在土地上。他甚至赤裸裸地说：农民一心一意种地才能朴实，朴实了就会老老实实住在一个地方，不再喜欢到远处去了。商鞅对于国家的专制和安定可以说花尽了心思。只可惜，这种机关算尽忠心耿耿，巩固的是一个家国，残害的是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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