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女人行动不便便好压迫，那么男人怎么“变异”才能令朱家坐稳江山呢?这就要涉及如何大力弘扬“阉割术”了。继创造“小脚世界”之后，明朝又着力打造了“太监盛世”。
现在人们探讨华夏文明衰落，中国与西方拉开差距，一般大多指向19世纪晚清时期。然而，如果你发现一个大厦将倾，那首先不是居住者的事，而是建筑者的事。
都说华夏文明毁于满清之手，我以为那只是雪上加霜。清朝统治者比明朝没落，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证明明朝就是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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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拿清朝和明朝相比，认为明朝比清朝文明程度高一些，但我却认为这种比较意义不大。汉承秦制，清承明制，从政体到政教，清朝是明朝的加强版，除了统治者的变化与民族压迫，从文明的本质而言，明清两代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所以，要追溯中国与西方拉开差距，不能从晚清算起，而是要以明朝复国为端。可以说，朱元璋虽然实现了华夏复国，但没有实现华夏文明的复兴。终明276年，华夏文明从政治到文化，不进反退。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
朱元璋时期，华夏文明中有两个独特的“发明”，被发扬光大。但包括近邻日本在内的全世界是不学的，什么发明?那就是“阉割”与“缠足”。
这两项“文明”，一个是让男人“去势”，另一个是让女人“去步”，这世界就雌雄两种人，一个令其繁殖不能，另一个使其行动不便，从而组成了最统治者放心的“准人类”族群。而这两个“准人类”族群，在明朝最为兴旺。
关于缠足起源中国哪朝，有言隋唐，有人北宋，说法不一。但兴旺时代，却举世公认为大明王朝。明朝之前，缠足只是一些贵族“圈子里游戏”，但到了明朝，社会各阶层的女子，不论贫富贵贱，都纷纷缠足，“三寸金莲”顿成蔓延全国之风。
朱元璋在位时、洪武十六年颁布的《衮冕制度》，“命妇复杂繁盛冠饰和缠足”，被现代学者指出是“束缚女权、压迫女性”的心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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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女人行动不便便好压迫，那么男人怎么“变异”才能令朱家坐稳江山呢?这就要涉及如何大力弘扬“阉割术”了。
继创造“小脚世界”之后，明朝又着力打造了“太监盛世”，关于这个，前面我们讲了不再赘述，在此只是要强调一点，自朱元璋将皇权推上顶峰后，全国出现有形的太监十几万，无形的太监几千万。
明朝统治中国276年，此间太监对中国的政治影响不仅是负面的，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整个华夏民族性格。明朝文人士大夫，除了个别死烈之士，大都是去了势的精神太监。
比如明世宗嘉靖年间，有个才子叫丁士美，中了状元后，写出一篇谢恩表，辞藻华丽，文采飞扬，但却没有一点真知灼见，通篇都是拍昏君的马屁，就像一只宠物狗向主人摇尾乞怜。
这就是明朝官员大脑常态。如果给大明王朝总结国家性格，两个字再贴切不过：保守。
明中国中后期，封建官僚制度的两大不治之症愈演愈烈。哪两大不治之症？那就是：“守旧”与“腐败”。当然，历代王朝都或多或少拥有这两大病症，但明朝却史无前例地加剧了。
明朝政府官员效率低下，学界除了复写四书五经外，很难接受任何新的东西。 并且，科举考试也出现严重退化。从明朝科考的卷宗看，再难出现唐宋才子那般流传后世的佳作。明朝才子们的所谓知识，实际只是儒家经典的一个复写。
在朝的保守，在野的也不开明。明朝的造反者李自成、张献忠，其政治素养不及隋唐十八路反王，其政治诉求甚至不抵宋朝的钟相杨幺，钟相杨幺尚能喊出“能贵贱均贫富”这样彪炳史册的口号，而李自成、张献忠却只能喊出粗鄙口号“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重复的是强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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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反抗统治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成为统治者，他们从来都不是为新世界而战，因为他们没有政治信仰，亦无政治制度更新之想象力，不过是“权力的击鼓传花游戏”。
如此，即便他们坐稳了皇位，百姓还是摆脱不了受奴役的命运，甚至要面临着一个更糟糕的强盗世界。整个民族陷入内耗、退化的深渊而在劫难逃。
大明亡国后，有一个叫朱之瑜流亡日本，他总结了明亡的历史教训，写下了着名的《中原阳九述略》。认为明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学术虚伪。
“中国之有逆虏之难，贻羞万世，固逆虏之负恩，亦中国士大夫之自取也。语日：‘木必朽而后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
这句话说明，明朝是个虚伪而腐败的世道，而这个世道无疑是太祖朱元璋奠定。明朝以后，清兵入关，中国近代百年耻辱，都与朱元璋所奠定“小脚世界”及“太监盛世”有关，可以说，中国与西方拉开距离，始作俑者就把皇权推上顶峰的朱元璋。他的皇权更集中了，但华夏文明和整个中国却失去了活力，集体向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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