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时代，贪污杀头的起刑点是60两白银，如果按照购买力折算的话，相当于如今1200元人民币。
相比前两位皇帝登基前的身份，朱元璋出身于布衣，可谓白手起家，这多多少少也使朱元璋的反腐手段多了几分跟出身相关的“特色”--杀人，就是这位平民皇帝在任期间最大的反腐手段。
朱元璋时代，贪污杀头的起刑点是60两白银，如果按照购买力这算的话相当于如今1200百元人民币，这样的重典治腐可谓中国历史上登峰造极的一景。
有一次，朱元璋发现御史宇文桂身藏十余封拉关系拍马屁求“上进”的信件后，立即派人对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府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从上到下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他立即诏令天下：“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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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大量留用元朝的旧官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这些人贪赃枉法的现象非常严重。朱元璋为此下诏，声称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
这样的酷刑治贪下，也直接导致了明初官场风声鹤唳，甚至出现了一些手戴枷锁的官员审案的情况发生。
后来，为解决官员因涉贪而“青黄不接”的困境，朱元璋还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为年轻读书人提供入仕升迁的机会。朱元璋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厚爱有加，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至公，不为私利所动。
然而，洪武十九年，朱元璋派出大批进士和监生下基层查勘水灾，结果发现有141人接受宴请，收受银钞和土特产品，朱元璋的做法是全部杀头，一个不留。
洪武十八年(即公元1385年)，朱元璋“总结”了他多年的反腐经验和成果，编撰了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
这部耗时近两年时间编纂的刑典，堪称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严格的治腐法典，书中对朱元璋亲自审讯和判决的一些贪污案例成果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书中还阐述了他对贪官的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
朱元璋甚至还下令，国内必须每户有一本《大诰》，如果没有，将治欺君之罪。
然而，面对这样的严酷治腐方式，朱元璋貌似仍不解恨，他认为，如果仅仅是斩首就太便宜贪官们了，后来他规定，如果官员犯贪污罪被斩首的，处死后还要将官员剥皮添草以示众。
为了便于操作，朱元璋下令在地方官府的广场边设立一座土地庙，将腐败官员剥皮的刑场就放在这里，民间因此称此庙为“皮场庙”。贪腐官员被处死，皮剥下来后，用草填充，制成“贪官标本”并悬挂起来，“使之触目惊心”，以此警示官员要廉洁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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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还没有万能的“抑郁症”可供涉贪官员们使用，雍正也根本不信任何试图脱罪的理由，他亲自下旨，要自杀的官员家人承担赔偿，还不起就抄家。
历史发展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腐败也随着经济、文化等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在当时的清朝官场之中，官员们将之称为“陋规”并明码标价确定下来。
据史料记载，雍正帝接手清朝帝国之时，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
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争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
如此看来，那时的大清帝国，竟是一副空架子，看似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雍正帝认为，造成这样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吏治腐败。所以，他下决心整顿吏治。
雍正元年正月，雍正连续下了十三道谕旨，颁布到所有总督、巡抚、布政司、知府、知州、知县、文官武官，告诫他们不许贪污，不许受贿，不许克扣;武官不许吃空额，违者严重治罪。
随后雍正便派出直属自己指挥的钦差大臣，代表朝廷去各地查账，还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人员随钦差到各省一起查账，查出的贪官污吏，就地免职，然后从钦差团队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雍正也开创了监察者接任罢免者之职的先例。
雍正处理腐败分子的手段也算是独辟蹊径，他不像以往的其他皇帝抓到贪官就入狱或者杀头，而是先抄家，要钱。所以，后来历史界有一种说法，如果谁欠了雍正的钱是要倒霉的。
在雍正时期，官员造成的亏空一经查出，一方面严搜衙署，另一方面要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
官员贪腐罪行一经核实，雍正就会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仅雍正元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大员。
其实，不仅仅是其他官员，雍正连自己的家人也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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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十二弟允祹被查处后，还不起钱，祈求雍正宽赦，雍正不允，逼得允祹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
不仅仅是自己亲弟弟，雍正就连死人也不放过，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致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
那时，还没有万能的“抑郁症”可供涉贪官员们使用，雍正也根本不信任何试图脱罪的理由，他亲自下旨，要自杀的官员家人承担赔偿，包括其父母亲戚都在内，都要为贪污分子买单，还不起就抄家。
雍正曾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
雍正，用他独有的反腐制度去根治腐败，使得当时的社会风气逐渐改变。仅仅五年，大清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
后人曾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是对雍正治国反腐的历史评价。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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