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太后慈禧(1835—1908年)，她经历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是近代史上影响至深显赫一时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是一位让晚清历史“抖三抖”的人物，是女人中最具“强烈权力欲望”的“代言”人物。这位老佛爷热衷权术，除了忙着垂帘听政外，生活中也搞些附庸风雅之事，怡情于翰墨雅兴，经常将“自己”所作书画赏赐群臣，以示恩宠。
先说一下慈禧亲笔书法与绘画是何模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慈禧用朱砂手书的《磐若波罗蜜多心经》，此书法笔力稚嫩孱弱，结构松散呆滞，属初学阶段。慈禧亲笔绘画的《蓼花螳螂》画稿，同样也属于初学水平。观其画，蓼花形似断枝枯叶，用笔犹豫迟疑，毫无功力;画面上的螳螂也画的不合章法。这样的作品说成习作可能更为准确些，慈禧的书法绘画远没达到流传于世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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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素筠(1841—1918年)，名嘉蕙，云南昆明人，清末女书画家。她工画翎毛、花卉、虫鸟，亦精书法，有“女红艺杰”之称。她的《翎毛》、《花卉》两作，曾被两江总督作为“贡品”奉献到皇宫，老佛爷喜欢，招书画作者入宫做她的代笔人，她是慈禧书画的首席“枪手”。因为其“通晓文墨，谈吐有致，慈禧无事，辄召其入寝宫，并赐坐地上，两人谈古论今，以解寂寥。”慈禧对她优礼有加，深为宠爱，常令缪素筠位居其左右，随时教她画画，或为其代笔作书画，封为“御廷女官”，每年支俸白银两千八百两，供奉于福昌殿，且免所有跪拜大礼。皇宫的人们尊称她为“女画师”、“缪姑太”、“缪先生”。后又升其为三品“女官”赐“顶戴红翎”，追加白银一万两。慈禧赠送外国使节的花卉画，现藏瑞士苏黎世瑞堡博物馆的《雪中梅竹图》轴，就出自缪氏手笔。
“供奉何人进画图，行宫亦有恽情手。日长频唤先生入，伏地闲谈当说书。”当时西安知府胡延作的《长安宫词》中，有一首这样描述缪嘉蕙在宫中陪侍慈禧。
“八方无事畅皇情，机暇挥毫六法精。晨翰初成知得意，宫人传唤缪先生。”清末诗人陶农部诗颂缪素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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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另一位女画家阮玉芬(生卒年不详)，字苹香，江苏仪徵人，也是慈禧喜爱的一位“红粉枪手”。她擅画花卉、翎毛，“入手即超然，妙于点染”。慈禧太后对其也是十分赏识，赐名玉芬，亦供奉于故宫福昌殿，荣遇仅逊缪氏。
“男枪手”的代表人物则为屈兆麟(1866—1937年)，字仁甫，北京人，他18岁时进宫造办处如意馆听差，擅长工笔花鸟，后升至最后一任如意馆“司匠长(馆长)”。他是位全才画家，“细笔花鸟，悉能生动自然。山水、人物、花鸟，靡不精妙，尤善松鹤。”作品钩线稍多，画科也较为全面。为慈禧代笔画松、鹤、灵芝、篇幅等。民国十三年(1924年)，溥仪出宫，屈兆麟也随着结束了长达四十年的宫廷画工生涯，飘落江湖，卖画谋生。
史称慈禧“爱画如命”，这位老佛爷常命这些枪手们代书“福”、“禄”、“寿”等榜书大字，挂置于宫殿之内。她最喜欢送人的礼物，就是这些钤上自己“慈禧皇太后之宝”玺印的书画。每逢寿诞，臣工阿谀奉承之时，慈禧均以缪素筠、屈兆麟等代笔的“御笔之宝”字画回赐，“赐字为乐”。几乎所有王公大臣的家里都有慈禧太后赏赐的“福”、“禄”、“寿”等“御笔”斗方大字。
在慈禧身边，缪素筠的每幅作品均需遵从慈禧的授意，盖太后的玺印。“不得随意任性，不得驰骋放纵，不得标新立异。”用她本人的话说：“泼墨虽多，尽为落套俗题。”缪素筠作品的顶峰期，是在她出宫后。足够的积蓄保证了她“安定生活，稳心练笔，无任何后顾之忧，前瞻之愁。”她曾游三峡、登泰山，收女徒，畅己情怀画了27幅“造极面舒心”的作品。但因被授过内廷官衔，任过慈禧的代笔人，按出宫时的“旨嘱”，所有书画不可面市。这些真正体现她艺术水准的作品鲜为人见。
郭沫若曾作诗赞誉这位女画家，“苍天无情人有情，彩霞岂能埋荒井?休言女子非英物，艺满时空永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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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慈禧这位政治女强人本身不具备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她的标准自然就低下，导致了她执政期间宫廷绘画水平的平庸。这半个多世纪书画艺术发展相对迟缓，裹足不前。晚清的宫廷绘画多为工细浓丽如绣织品的工笔花鸟，格调并不是很高，多“脂粉”气。其书法多为“福、禄、寿”大字作品，多“馆阁”气。其书画作品整体水平表现的不高，透露出大独裁者在这方面的庸俗和浅薄。
也许是她在政治上太投入，而影响了她的艺术细胞发挥，流于后世寥寥无几的书画真迹没有多少艺术可言。人们见到她更多的书画几乎都由“枪手”代笔，她仅是吩咐钤上“慈禧皇太后之宝”玺印就OK了。所以，“慈禧书画”称之为“慈禧落款的书画”更准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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