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不过这话也不完全对，诸君请看北宋的欧阳修就曾把三个和自己政见不同的人积极地向皇帝举荐希望朝廷重用他们，这三个人就是吕公著、司马光和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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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六年，欧阳修任参知政事，宋仁宗要他举荐三个可任宰相的人，他便推荐上述三个人。当年范仲淹搞“庆历新政”时，欧阳修等人支持范仲淹变法，被指为搞朋党。欧阳修因而作《朋党论》，承认君子也要有朋党，否则斗不过小人，触动了仁宗的敏感神经，宋初的家法之一就是严禁臣下结党营私，再加上反改革声浪极大，仁宗就收了变革的心愿，将范仲淹等人一律贬到地方。吕公著的父亲吕夷简再度为相，也曾打击过欧阳修。欧阳修早年对吕夷简的作法并不赞成，甚至多有讥讽之意。不过谈到吕公著却很有好感，当时欧阳修是颍州的知州，很器重比他小11 岁的吕公著，结为讲学之友。欧阳修推荐王安石、吕公著两人为谏官，称公著是夷简之子，“器识深远，沉静寡言，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又说吕公著“心乐闲退，淡于世事，然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主问及中国有学行之士，欧阳修第一个提到的是吕公著。
说到和司马光的矛盾，当时也是显而易见的。仁宗皇帝没有子嗣，将太宗曾孙、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赵宗实过继为子，赐名曙，这就是英宗。对于英宗该如何称呼自己的亲生父亲，大家议见不统一，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认为应该称父亲，而司马光认为应该按儒家的宗法制度称伯父，这就是有名的“濮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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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和欧阳修之间有过激烈的交锋，可是欧阳修照样推荐司马光，治平四年(1067),英宗崩，神宗继位，欧阳修又向新皇帝力荐司马光，盛称他“德性淳正，学术通明……臣忝在政府，详知其事，不敢不奏。”此便是昔贤之用心，以公平心待人。
不仅对吕夷简、司马光是这样，对王安石也是如此。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他从小喜好读书，天赋极高，记忆力超强，有过目不忘之才。写文章不加思索，动笔如飞，见过他文章的人，莫不交口称赞，服其精妙。王安石博览群书，勤于思考，年方弱冠即以天下为已任，立志做一番大事业。他的朋友曾巩将王安石的文章拿去推荐给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读后大为赞叹，四处宣扬王安石才华出众。王安石早从曾巩那里听过欧阳修对他的好评，但直到嘉佑初年才登门拜访。
欧阳修对他的姗姗来迟并不介意，“倒屣相迎”，延之于广座之中。后又有《赠王介甫》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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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翰林学士，以一代文宗之尊，竟对当时一名默默无闻的后生晚辈以李白、韩愈期许，实在难能可贵。有了文坛领袖的推崇，王安石很快便名满天下。不仅如此，欧阳修还在朝廷力荐当今可为宰相者三人，王安石便为其中一位。王安石任相时，欧阳修撰文表示祝贺。后来王安石执意变法，欧阳修虽然是反对者之一，但二人终生诗文赠答，书信往来，维持着深厚的个人友谊。欧阳修死后，在众多的祭奠文章中，感情最深、写得最好的，还算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
可见天下事，只要不存私心，掌握权力的，一旦把公事放在第一位，想到的不是车子、票子、婊子，做的自然是公允之事，如果趁机收受别人的钱财，看重别人后面的权势，而不是德能勤绩，自然肯定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比起古人，我们做得更好，只要肯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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