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七月廿四,是城隍诞。民间也有五月十九是城隍诞的说法。清代梁绍壬说:“今七月廿四为都城隍诞辰,传是日为我国筑城之始。”广州的城隍爷是都城隍,城隍诞定在七月廿四自然是不在话下的。
确定广州城隍爷的“牛一”(生日)不难,但要说清楚它的陈年旧事便让人挠头了。去年底重修城隍庙时,广州满心欢喜打算到佛山迎回城隍爷的金身,好让它落叶归根,谁知佛山坚称,现存祖庙的城隍像是在佛山打造的,一直守在佛山。有知情街坊说:“广州城隍庙嘅神像喺‘文革’时通通搬走晒,都唔知搬咗去边。”广州旋即让市档案馆搜集有关文献,追寻广州城隍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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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宗无头公案有个了断前,笔者简要介绍一下广佛两地城隍的身世,供关注广州城隍下落的街坊和有关部门参考。
广东都城隍
明太祖朱元璋一登龙庭,便干了桩空前绝后的事:大封天下城隍,封京师城隍为帝,封开封、平滁等四城的城隍为都城隍,各府、州、县城隍授爵。广州府城隍授“监察司氏威灵公”(公爵),秩正二品;南海县城隍授“监察司氏威灵伯”(伯爵),秩正四品(洪武三年撤去爵号)。城隍从民间信仰的城池守护神升级为监察阴阳二界,掌管因果报应的神祗,正如一副脍炙人口的城隍庙联写道:“善恶到头皆有报,是非结底自分明”,城隍从此拥有监察腐败和维护社会正义的虚拟权力。
朱元璋这个彰显人间君主权威的举动,民间传说是因为他打小在土地庙长大,饮水思源,所以大封天下城隍。这分明是穿凿附会,若果如此,他该大封天下土地爷才对。倒是正史说穿了他的用心,指他有意让城隍“监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俾幽明不得幸免”。这反映了他防止腐败、端正风俗的用心。在封建帝制下,城隍爷是不堪重任的,因而在后来的民间传说中,连它也成了腐败的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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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清之后,雍正皇帝御准广州府城隍升级为广东都城隍。这事儿也挺有趣,广东之前早已有一个省城隍,不过它是“京官”,长年守在北京与其余十二个省城隍,“配享于京都城隍庙”,只有逢年过节才享受旅京粤人的香火,可谓“门庭冷落鞍马稀”。
说回省会城隍升级为都城隍那事儿。当年有的地方再塑神像,原来的府城隍像或是在原庙被移到一旁,或是另庙供奉;有的地方则保留原像换个名号,广东便是如此。《广东通志》说:“国朝雍正年间观风整俗使焦祈年奏请改为广东都城隍,巡抚司道皆谐展谒”,可见广东都城隍仍用原像,只经由地方长官拜祭便搞定了履任程序,这样子倒很符合粤人讲实际的性格。
既然如此,为何佛山无端又冒出一尊广州府城隍像来呢?
佛山镇城隍
不错,按明朝的规矩,地方只设府、州、县三级城隍。虽然雍正实行改革,地方增设了都城隍,镇一级不设城隍的原则没变,但也有例外。
日本汉学家滨岛敦俊早注意到清代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一些强镇突破制度供奉镇城隍的现象。他认为,这些镇供奉其所在州或府的城隍为本镇城隍,镇城隍庙称“别庙”———即上级城隍在本庙之外另置的庙。清代佛山,“人稠地广,烟火十万余家”,与北京、苏州、汉口并称为“天下四大聚”,少不了要请一位城隍爷坐镇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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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佛山当年到广州请城隍只是一道仪式,佛山迎回去的,应是广州府城隍的全副仪仗。这副作为权力标志的行头,在佛山被安置在原址位于丰宁铺的城隍庙里。但该庙碍于镇一级行政区域不能设城隍的规矩,另有一个别致的名字叫“城隍行台”。读者明察,帝王出巡驻跸的处所叫“行宫”,大吏出巡驻节的处所叫“行辕”或“行台”。所谓“广州府城隍行台”,用今天的话说,便是广州府城隍驻禅公署。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举措,正好应了一句老话:“快刀切豆腐———两面光”,广佛两地皆大欢喜。
如果广州城隍爷曾有这么一个曲折的经历,广州只好“叠埋心水”(一心一意),重塑一尊城隍像了。不过这还不够,接下来该办的事多着呢,比如,《南海县志》说南海县城隍庙在十八甫南,有关部门能否考勘原址并在那里竖一块记事碑,为羊城留个记忆?又如,广东都城隍扬椒山是明朝自诩为“第一功名不爱钱”的名臣,“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便是他的绝笔,他弹劾严嵩被害后,成了北京都城隍,那么,他兼任广东都城隍的掌故又是怎样的?这些,都有待我们整理。
总而言之,光修建一座美轮美奂的城隍庙,无疑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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