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一般都比旁人多了些许气性，他们的性格放在官场上有可能有些不合时宜。史上有公认的“明朝三大才子”之说。解缙排列第一，其余两位分别是杨慎和徐渭，当然，这两位仅仅是才气接近解缙，其他无论是名气还是地位、敢言度，都没有超越前者。
但是，三人命运却无比相似，甚至可以说：一个比一个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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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朝第一才子解缙的命运，我在这个系列说得全是，观众朋友们应该了解够多了。为了让大家对明朝才子有个更全面了解，我再大致说说明朝另外两大才子命运。
先说明朝第二才子杨慎。如果大家对这个不很熟悉，我念一首歌词，你们可能马上就产生记忆敬意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没错，这是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的开头词《临江仙》，作者可不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罗贯中，而是才子杨慎。
杨慎，号生庵。明朝著名政治家杨廷和之子。他是正德年间状元，官居翰林撰修。杨慎入仕时，时值明朝江河日下的中后期，政治腐败，学风虚伪，大明学界不是固化儒教的程朱理学当道，就是不务实的王阳明心学流行。而杨慎文才卓越，学术求真，自成一派，力批欺世盗名。因为在大是大非上他毫不含糊，不想骑墙，所以杨慎不慎，在官场屡入深渊。在嘉靖年间，因为嘉靖皇帝朱厚熜cong这个皇位不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而是从堂哥明武宗朱厚照那里接班的，“兄终弟及”，所以他当了皇帝之后，还挺孝顺，一直惦记着，要给那一天也没当过皇帝的死去的爹爹沾点皇气，封爹爹为明睿宗，给自己生父“太上皇”礼仪，这种情结从亲情的角度或许是可以理解，但却乱了纲常法纪，国家法纪如同儿戏，正直的内阁大臣立刻提出反对意见，这就是著名的“大礼仪之争”。
在这场争议中，杨慎与身为内阁首辅的父亲杨廷和表现得最为坚决，强烈反对，劝阻嘉靖不要这么干乱了国家法纪。从而惹得嘉靖大怒，什么是法，我就是法，偏这么干，跟皇帝叫板的杨慎被两次动了大刑，最后充军发配云南，一去三十年，结局是死在南疆。
这就是明朝第二才子的命运。而明朝第三才子徐渭的命运，比杨慎还惨。徐渭，号文长，所以徐渭又称徐文长，这个名字更为人们所熟知些。他也是嘉靖年间的人，自小被称神童，学富五车，志在仕途，但一生都没得到一官半职。科举屡试不第，后无奈中年做了师爷。给福建总督胡宗宪当幕僚, 这位胡总督非常器重徐文长，但不想胡总督却是首辅严嵩的人，严嵩倒台,他也跟着一起吃了锅烙。主人下狱后，徐文长每天战战兢兢,深怕株连到自己.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选择自杀结束自己生命，但几次自杀未遂,最后精神失常,贫病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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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这些才子的命运大同小异，他们在学术上很有造诣，但在官场却一败涂地。当然，并非所有的才子都像他们一样。解缙死后，更多的大明才子，向着另一条方向发展。那是一条什么方向呢？
我们看看这个人。明朝中期有个叫丁士美的才子，在嘉靖三十八年高中状元，马上写了《谢恩表》：“奎曜天开，万国仰文明之象；乾符圣握，一人操制作之权。荷大造以兼容，愧凡才之并录。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道备君师，德侔天地。”
这封《谢恩表》，用的是标准“颂圣体”，引经据典，辞藻华丽，却无一点真知灼见。通篇就一个中心思想：拍皇帝马屁。为了讨皇帝开心，这个状元瞪着眼睛说瞎话，把历史上以荒淫昏庸著称的嘉靖皇帝，吹捧称为德高望重的神圣之人。
丁士美深得嘉靖、万历两届皇帝赞许，累官吏部侍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但却没有留下一篇可以传世的作品，没立下一件后人铭记的政绩。据明史记载，“缜密端重”成为其安身立命两大法宝。这四个字通俗点说，就是为皇帝做事规规矩矩、在皇帝面前恭恭敬敬，不越雷池半步。
可以说，以丁仕美为代表的才子，是明朝中后期“主流”。自从解缙死后，大明才子的主流群，已渐渐嬗变为一个精致的“御用美容师群”。
才子文人，只能为皇帝涂脂抹粉。这是为什么呢？
要追本溯源，这得从明朝前的中国人才制度说起。虽然中国有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但人才体制的显规则并非一成不变。从秦朝到明朝这两千间出现了很大变迁。譬如秦朝规定“穷人不能当官”；汉朝“孝子优先当官”；三国“唯才是举”、唐朝“胡汉合流”；宋朝“重文轻武”……等等等等，形态各异，姿态万千。但不管怎么变，君主专制下、中国封建王朝官场的用人潜规则不会变，这些潜规则，可以归结为一副对联：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谁说你行就行呢？皇帝。你不服谁不行呢？还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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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官场潜规则，都是皇权的影子，所谓封建王朝的王法，其立法原则，就是保护皇权神圣不可侵犯。整个国家当然包括所有的人才，都是为皇帝一个人存在，全国都伺候一个人。所以，哪怕你才高八斗，即使你出发点好，可一旦当你侵犯了皇权，哪怕冒犯了皇帝的一点点颜面，人才的口袋罪就会扑面而来。
这些口袋罪，从“泄禁中语（泄密罪）”到“谤讪（诽谤罪）”，再到“无人臣礼（藐视领导-藐视法庭罪）”，比比皆是。
而到了明朝，因为君主专制的升级，才子的存活空间已经压缩到史无前例。表面上看，解缙的悲剧是因为错把桀纣当尧舜，暴君当明君，天真任性所至，而实际上他是被明朝极度专制者改造文人的政治空气所埋葬。
因为在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奠定了皇权专制基调，开辟了变态级的君主专制制度环境，废相、八股取士、意识形态定儒教理学于一尊，彻底扼杀文人士大的权利和个性，使得“君尊臣卑”登峰造极，君臣关系已经完全变为“主奴关系”，主子没表态，奴才不能发表意见，否则就是“位卑言高则为罪”。于是个性突出、有主见的才子就要成为这种制度的祭品，平庸之辈却可平安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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