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难，一个极其富强的宋王朝，突然崩盘，绝大多数人尚未来得及反应，就已经迅速跌落至谷底。这其中既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人为因素造成，靖康之难到底是谁造成的祸害，这个话题在南宋以后一直都很热门。

汉式帝国结构发展到宋代日趋完善，组织能力更加强大，所以宋朝创造出汉唐都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文明高峰，但仍有其缺陷，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抗大风险能力。封建领主制民族将主权分散到许多个层叠的领主单元，所以组织能力很差，但其中一个甚至几个领主的损毁都不会造成全盘崩溃。而庞大的汉式帝国虽然组织能力奇强，但是高度统一的主权形式也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了一个篮子里，一旦被敌军攻克国都，整个国家都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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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代的汉唐面临的敌人很弱，做不出来这样的事，但时代发展到宋代，辽、金甚至西夏、蒙古的出现就有了将这种危险转化为现实的可能。而由于缺乏长城的稳定防御以及蒙古草原的现代化，宋帝国的国土安全远逊于前代甚至后代的明朝。虽然宋初通过强大的河北军，用无数儿郎的血肉组成新的长城，以步制骑，将强大的辽军挡在国门之外，但随着与辽帝国的百年和平以及西夏的崛起，宋军的精锐已经转移到陕西军，河北军的实战能力已经很差。

当失去辽帝国这个活长城又错信郭药师时，河北军再也无法像百余年前的潘美、李继隆那样抗击彪悍的女真铁骑了。而本来更加强大的陕西军，被牵制在广袤的西夏边境上，又突然失去了童贯这个主心骨，虽然也派出了一些部队救援中原，但始终没有对金军形成有效攻势，甚至被濒死的西夏人咸鱼翻身，战线东移了不少。

顺便说一句，有些人说宋朝“守内虚外”，为了维护封建独裁统治，不信任边将，把兵力都集中在都城，所以边防军战斗力差。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宋初的精兵集中在河北，后来在陕西，东京只有一些内卫、仪仗部队，靖康之难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正是都城守御虚弱，边防精锐来不及救援造成的。“守内虚外”的说法有，但恰恰是错误的。

当然，除了这些客观原因外，更多的是人为因素。类似情况发生在罗马、波斯、大明身上的时候，都是这些帝国自身走入弱势，实难支撑的时刻。而宋帝国却是在经济、军事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主动崩盘，则不得不认为人为因素更多于客观因素。

靖康祸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童贯，这位宦官王确实在陕西战场立下大功，但他为了立更大的功，挑唆艺术家皇帝违背祖宗家训，挑开宋辽战端，自己创造了无数令人瞠目的纪录，也将文明葬送在了巅峰。而他的同伙蔡京、王黼、赵良嗣包括宋徽宗也都是主要责任人。
当然，这些人是直接责任人，但这一群思维方式奇特的人是怎么掌握国家大权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现在有些人把祸首认定为宋太祖、宋太宗，认为是他们阉割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造成了靖康之祸。甚至有人把责任扣在孔夫子头上，认为是儒学造成了汉民族的“文弱”。我还遇到过有人说是朱熹的理学造成的(注：朱熹在靖康之难三年后才出生)。为什么靖康之难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教训，到我们的时代突然变得这么混乱，会有这么多人对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信口雌黄？事实上，南宋以后人们对靖康之难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并且基本认定其祸首就是——王安石。

对，您没有看错，靖康之难的祸首正是“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

很清楚，靖康之难的原因既不是什么“文弱”，也不是什么“守内虚外”，而是灭辽这个近乎弱智的决策。世界上有弱智存在很正常，但是弱智们掌握朝政就很可怕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王黼这些人为何能够身居高位并且沆瀣一气，破坏宋帝国长久以来稳定的决策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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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变法我们前面一直没有说清，因为现在才是说清的时候。熙宁变法的具体内容完全正确，大多进入宏观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也是现代国家具体采用的经济政策，王安石的奇才堪与沈括、牛顿比肩。但是他试验这些工具的时候方式太过于激进，对经济的一时伤害尚在其次，而这场变法造成的“新旧党争”才是靖康之难的主源头。王安石除了千年不遇的卓越才华外，还拥有极高的人格，但非常遗憾的是他提拔的人却没有一个好东西。
 

曾布、吕惠卿这些人不是真正的改革家，而是企图打着改革的名义攉取政治利益的投机分子。《宋史奸臣列传》中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这其中又有12人都是新党人士。大家注意，“新党”、“旧党”这样的词汇并非所谓旧党人士发明，而是新党人士在朝廷内部人为划分出的阵营，政治投机商们便通过这样的阵营打击异己，提拔自身。宋神宗年轻时信任王安石，是新党的支持者，后期非常后悔，转而支持旧党。而其后执政的皇帝、太后在新党和旧党之间反复切换，将党争的风气推向了高潮，而最令人遗憾的是，最后的胜利者仍然是新党：宋徽宗。

虽然最后的新党不再像王安石那样不理智的强推新法，但他们的政治风气却已经形成。众所周知，权力的制约和内部平衡是一个权力主体生存的保障。按照宋朝的权力制约设计，皇帝、台谏、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约态势，相当稳固。但是新党人士为了自身利益，无原则的和皇帝合作，压倒了反对势力，形成了制约很小的权力阵营。这种风气在曾布、吕惠卿身上已有体现，在蔡京、童贯身上更是发挥到了极致。按照宋廷的决策机制，做出一项战略决策需要通过很多环节，接受很多监督，并非某些人头脑一热就能通过。伐辽这种智力不正常的战略明显是某些人的好大喜功，在正常的朝政下是不可能通过的，也只有皇帝、首相、总司令沆瀣一气的时候才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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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官不是这样的当的，中国的官不是这样当的，儒家的官不是这样当的。

中国长期以来坚持以儒家学说选拔人才，这是一套经过长期实践检验了的、稳定而又与时俱进的道德体系，不是由时人随意捏造的实用标准。在这套客观标准下，任何当权者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提拔符合自己思路的跟班，也就不会形成沆瀣一气的官场风气。

但是这种机制也总有失误的时候，碰巧就被王安石给撞上了，造就了“新旧党争”，让一群小人假借“改革”之名行乱政之实。改革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亡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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