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晚年对大清朝随后推进的每一项改革，都是在慈禧的推动、支持、关照和默许下逐渐推进的，其中的许多措施，不仅实现了百日维新的目标，而且完全超过了当时康梁的胆识。
1900年，慈禧纵容义和团导致京城“人头滚滚，尸积如丘”的惨状，确实是其一生“罪不容诛”的证据之一。用义和团来排外，这是慈禧的利令智昏所在。她轻信了刚毅等人的胡言乱语，也有逞“灭杀洋人嚣张之气”的一时之勇，但就此说她仅有“妇人之见”恐非事实。但随着“法术不破金身”等“谎言”的破灭，慈禧清醒了过来，义和团很快也从“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回归为“妖言惑众”的“拳匪”，成了八国联军与清军的共同敌人，身份转变之快，外界始料未及。第二年的 1月7日，惊魂未定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陪同下，从保定回到了一片瓦砾的北京城。
慈禧在“西狩”之中就已经反思自己的行为了。是被打怕了，还是幡然醒悟了，史家每个人有自己的解释。总之，清朝随后推进的每一项改革，都是在慈禧的推动、支持、关照和默许下逐渐推进的，其中的许多措施，不仅实现了百日维新的目标，而且完全超过了当时康梁的胆识。例如：
网络配图
1900年12月，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变法诏书》：“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其改革内容为“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并说“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这对官僚大帝国的批评可谓切中肯綮。慈禧晚年的这番振作革新，往往被教科书一笔带过。
1901年7月，清廷明令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12月，破除满汉不通婚禁令，禁止妇女缠足。
1905年9月，清朝废止绵延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12月，下达“考察政治谕”，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
1906年9月，慈禧发布立宪诏书，这是其一生可能最具重大意义的决定。慈禧同意仿照日本实行君主立宪，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但此举在慈禧看来，可使君权永固。
1907年8月，宣布筹备在中央设资政院，各省设谘议局。
1908年8月，《钦定宪法大纲》颁布。
网络配图
可见，帝国最后十年的新政改革，内容包括教育、经济、法制、军事、政体等诸多领域，其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此前康梁的戊戌维新……只是，历史给慈禧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这个宪法大纲颁布的两个月后，光绪和74岁的慈禧相继死去。
美国的政治学者亨廷顿曾经说：“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将会迅速地变成真诚的改革者，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威的真诚，保住权力的真诚。”经过历次战争洗礼、列强的欺凌、沸腾的民怨、革命党人的起义以及立宪派的改革驱动，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由晚清上层推动的新政改革的真诚，但问题是：改革的最终结果为什么会事与愿违?不仅君权不能永固，反而换来清帝国大厦的瞬间倾塌?
原因有二：
其一，改革过于激进。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步伐“太猛”。因为受局势的刺激，无论是民间的立宪人士还是朝中的官僚，他们的立宪主张变得陡然激进起来，开始向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日俄战争后，清帝国先是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接着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确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日本一个小国都花了20年的时间酝酿才出台了一部帝国宪法，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想用九年时间过渡到宪政国家，这无疑是一个激进的改革方案。然而，排满主义的革命派已经连9年也等不及了。
网络配图
其二，在于中央无强力人物，政权出现真空化。慈禧突然死亡后，“王朝失去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物”，“失去了维系这个解体的国家的强手”。摄政王载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这是载沣写过的一副对联，也是他性格的写照。其胞弟载涛这样评价他：“遇争优柔寡断”，“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就是这个载沣，唯恐大权旁落，极力防范袁世凯坐大，将他排斥出去，政治真空由大批从日本归来的军事留学人员填补。殊不知，这些年轻人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并不能效忠帝国，甚至在成为军方高级将领之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已经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排满学说了。
总之，当权力出现真空之际，一个小小的“保路”竟然升级为政治冲突，最终酿成了民变并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激进与真空，使“保路”成了压断帝国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新政的改革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对于大众百姓来说是个好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