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皇室的日用所需各物，除了一部分是自己制造、生产之外，主要还是以“皇家采购”的形式求诸宫外的市场。唐代中叶还出现了专门为皇家采购服务的“宫市”，即在长安的市集中，开辟出皇室特供品市场，商民将货物拉到这里销售，皇室则派出宦官来这里采购。白居易那首脍炙人口的《卖炭翁》，“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描述的正是卖炭翁一大早驾着牛车、冒着风雪、从大老远拉了一车炭前往宫市交易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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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宫市的日常管理，由官职为“长安尉”的专人负其责。官府又制订了详备的宫市交易规章，叫做“恒规”，对入市交易、市场启闭、度量衡、物价管理等都做了规定。根据恒规的精神，买卖双方在宫市内自愿交易，公平成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官府不得打白条，不得白拿商民货物，用唐朝皇帝的话来说，“其所市易，并须先给付价钱。如有妄配百姓，买物不给价钱，官吏等并准此同枉法赃例处分”。
看起来，宫市是个好东西嘛。以市场的资源置配功能，作为买方的宫廷采购官员一定可以购买到皇室之所需，因为，只要官府开出的价钱有吸引力，商民必闻风而动前往宫市贩卖货物，而随着供应的增加，买方则获得了更大的选择空间与议价能力;同时，“卖炭翁”们也一定可以将手中货物卖到合理的价位，因为，如果官家愿意给的价钱低于其他市场，商民就会撒出货物，而随着供给的递减，价格则将回升。这便是市场的奇妙之处。
然而，唐代宫市制度的实行情况并不妙，诚如我们在《卖炭翁》一诗所读到的那样：“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官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诗中的“黄衣使者白衫儿”便是“开宝马”、穿制服、负责宫廷采购的宦官，他们才懒得跟卖炭翁讨价还价呢，“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将红头文件一念，拉了牛车就走。老翁那一车“千余斤”的木炭，结果只换来“半匹红纱一丈绫”，这中间存在着多大的价差呢?唐代用纱、绫等纺织品充当货币使用，半匹纱与一丈绫折算成钱的话，约值400文;当时千余斤木炭的价格呢?至少要1200文。也就是说，官方给出的收购价，是市价的三四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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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炭翁》讲述的是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8世纪末至9世纪初)的事情。据唐代另一位大知识分子韩愈的记录，负责采购的宦官先是“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市价)”，到了贞元末年，这些宦官就像饿狼一样出没于长安的市集，看到中意的货物，就说是皇上要采购的，立即以极低的价钱强买下来，价值几千文钱的货物，通常只给一百文，有时甚至向货主强索运费、进宫费。因为宦官站在市场上东张西望、白抢货物，时人称他们为“白望”。韩愈总结说，“名为‘宫市’，而实夺之”，宫廷采购跟抢劫没有什么两样。
卖炭翁遇到的“黄衣使者白衫儿”不算是最恶劣的，毕竟他们还向老汉宣读了红头文件，并给了半匹纱、一丈绫的收购价。韩愈讲了一桩更恶劣的故事：有个农夫，用驴驮了些木柴到城里贩卖，一名打着“皇家采购”旗号的宦官走过来，用数尺绢的价钱强买农夫的木柴，还要农夫缴纳一笔管理费，并送货上门。农夫哭着将那几尺绢交还给宦官，宦官不肯收，说，“还得用你的驴将木柴驮到宫内。”农夫说：“我有父母妻儿，一家人都等着我将木柴卖了换粮米吃饭，现在我将木柴白送给你们了，你们还不罢休，我只有死路一条了。”当下心一横，将那宦官痛殴了一番。官府闻讯，将农夫抓了起来，将案子报告给德宗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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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唐德宗还不是一个糊涂的皇帝，得知农夫打人的详情后，下诏开除了那个宦官，还赏赐了农夫十匹绢(见韩愈《顺宗实录》)。我们大概也可以说，将宫市搞成了抢劫，并不是皇帝的本意，恰恰相反，皇帝还明旨严禁官吏“买物不给价钱”，违者罪同贪赃枉法。那么，好端端的一个宫市为什么会搞得乌烟瘴气?问题似乎出在可恶的宦官身上，其实“挟权入市”的市场形态才是症结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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