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一共有过几百个皇帝，以与其所处时代相适应的标准来评价的话，有的是明君，有的是昏君，还有的是暴君。
皇帝是数得过来的，大臣恐怕就数不过来了。在历朝历代数不清的官员中，真正有名的、被人记住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名，分为美名和恶名，都可以成为被记住的理由。这些人有的被称为忠臣，有的被称为奸臣，有的被叫作清官，有的被叫作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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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形容皇帝和形容大臣的常用词是不同的。这并不难解释，“君君，臣臣”，尊卑有序，虽然都是人，但差别是巨大的。不同的位置适用不同的道德标准，相对应的形容词自然也就不同，例如，忠是对大臣的道德要求，而忠的对象就是皇帝，皇帝本人当然就不适用忠这个形容词了。
与这一思路相近，本文提出“为什么没有贪腐的皇帝”这个问题，也是从词语适用的角度出发的，要问的其实是为什么作为形容词的“贪腐”不适用于皇帝：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多有名的贪官，却没有哪个皇帝被认为“贪腐”呢?
不存在“贪皇帝”，绝不是说所有的皇帝都是好样的，昏君、暴君多了去了，但我们能想到的用在他们身上的形容词，无外乎荒淫无道、骄奢淫逸等，而不是贪腐、腐败、贪墨这些词。
为什么在用词上有这一差别?“君君，臣臣”的框架就不足以解释了，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得从所有权的角度入手。
贪腐的含义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权力非法谋取私利。大臣是给皇帝打工的，应得的只是他的俸禄，在领工资之外多吃多占，都是拿了不该属于他的，构成贪腐行为。
皇帝则不受这个逻辑约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的财物都可以说是属于皇帝的，就看他想不想拿，想什么时候拿。皇家财政和国家财政一般来说是“分灶吃饭”的，皇室用度也要受一定的约束，但这种制度设计是出于一个良好的目的，即为了“体恤民生”，图个天下太平。如果皇帝本人不在乎这一套，他可以随意突破那个“软约束”(如直接从国库划拨，或者加税)，用于自己的穷奢极欲，而这不过是相当于把自己的钱从左口袋挪到右口袋。用自己的钱当然不是贪腐，大不了算是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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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皇帝是否“贪腐”，跟其行为的本质没有关系，而是跟所有权相关，跟不同的所有制下适用的话语体系相关。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发，治理贪腐可以很简单。不是有人打公有财产的主意搞腐败吗?直接把公有财产送给他就好了。虽然行为的本质丝毫没有改变，但贪腐的定义不再适用了，“贪腐”于是就消失了。
这听起来像个笑话。没错，这的确是个笑话。可是现实中不停地有人在讲这样的笑话，而且讲得一本正经，硬生生地把一个荒谬的道理讲成了进步的方向。
这最典型地体现在国企改革问题上。一些对国企持批评态度的人士，拿出来的理由之一就是国企滋生腐败，国企之所以有腐败，是因为产权不清晰。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自然就是明晰产权。
国企里的确有贪腐，当下反腐中落马的就有很多国企领导，比如蒋洁敏。蒋洁敏在石油系统有丰富的任职经历，他的问题肯定与此有关。这让我联想到前一段时间播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的一个人物，美国石油大亨哈里斯博士，哈里斯见到了访美的邓小平，受邀来中国考察。哈里斯说，他岁数大了，坐不了民航飞机，得开私人飞机过来，希望邓小平给予方便。
蒋洁敏贪了多少，目前还没有公布，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没有西方那些石油大亨的家产多。按照那些批评人士的逻辑，如果蒋洁敏或是其他什么人早点把中石油给MBO了，变成中国的石油大亨，那么无论他有多少钱，是买私人飞机还是买宇宙飞船，都是他自己的事了，不但不会因为贪腐落马，而且还要以其高尚生活方式被捧成时尚先生，接受小资们的膜拜。批评家们还会以此作为中国转型更成功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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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该逻辑推演至此，是为了展示其荒谬，但这荒谬只是现实的映射而已。那些早年搞了MBO化身为私营企业家的前国企领导，如今不是正在一边庆幸，一边为蒋洁敏等人感到不值吗?
以这样的方式反腐，其实什么也改进不了，只是玩了一个语言的游戏，并且在语言游戏的掩护下，创生更严重的腐败。只要想一想，没有贪腐的皇帝，不正是因为一人富有四海的帝制本身便是最大的腐败吗?允许一部分人占有自然的造物(资源)和一代人的积累，与全民所有(国有)相比乃是更大的腐败。
贪腐是全民之公敌，反腐是人心所向。但我们要知道，虽然不得不用词语来描述现实，但词语不是现实;虽然不得不用词语来描述这场斗争，但这场斗争的目标不是词语，而是词语背后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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