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异地高考”改革进入快车道。一方面这是为了解决城市新移民的子女升学障碍;另一方面，“异地高考”还指向高考录取公平问题。一些“高考大省”的考生，对以京沪为代表的发达城市，以及边疆教育落后地区的低分录取，一直难以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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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问题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大国，科举历史上一直有“异地高考”、“高考移民”等问题;科举制度从来与户籍、录取名额地域分配、歧视反歧视联系在一起。下面从国家考试-地方考试、地域公平-考试公平这两组维度，来分析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的分配。
科举制起于隋唐，以考试论英雄，取代被门阀贵族所垄断的察举制，给了平民更多上升的机会。在唐代，国家级考试不分地区录取;地方考试按州的大小选拔考生，不过京兆府(长安)分配的名额远超其他地区;一般州的名额为两三人，而长安每次都多达数十人，甚至有时超过百人。所以，柳宗元在《送辛生下第序略》中说：“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
这就有了第一个问题———首都录取名额畸高。
宋代也有这个问题。通过地方考试选拔参加国家考试考生的名额，叫“解额”。以嘉祐五年(1060年)为例，首都开封府的解额是266人，而陕西只有123人，广东只有84人;而且，国子监108人的解额，并不算在开封府内。国子监加开封府的考生，在国考中登科的人数，占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无怪司马光称：“盖由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
到清朝，顺天府(北京)的举人名额也一直是全国最高的，同治元年(1862年)顺天府的名额是185人，文化大省浙江只有152人，广东省为10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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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的录取名额，超过任何一个大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科举制终结。首先，这是因为首都是朝廷勋贵所在，高录取名额是在照顾“官二代”，这是制度性的不公。此外，首都的确集中了优秀的教育资源;同时，京城的文化圈子，也方便考生了解考试动向。宋代司马光所谓“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这些共同造成了首都的“低分洼地”。
第二个是地域公平问题。唐朝后期开始，由于南方的经济地位崛起，考试内容倾向文学诗赋等原因，北方士子竞争优势逐渐减弱，南方人后来居上。北宋可考的9630名进士中，居然只有4.8%是北方人。
在1064年，代表南方利益的欧阳修，与代表北方利益的司马光发生激烈辩论：前者主张“唯能是选”，起点公正，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后者主张“校正的正义”，要分地区录取。很难说他们谁就是错的;事实上，此后考试公平、地域公平成为中国教育决策的两个基本维度。今日的“异地高考”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的延续。
南北冲突的高潮，是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南北榜事件”。由于那一科会试录取的52人都是南方人，引发北方举子的强烈不满，指责湖南籍的考官包庇“老乡”。朱元璋出于笼络北方人心的考虑，居然处死、发配了多名考官，并亲自主考和阅卷，结果那次录取的都是北方人。
之后为了缓解南北差异，明朝会试中按南北分别录取，全国被分为南、北、中三部，按55：35：10的比例录取进士。清代对会试名额的地区划分越来越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施“分省取中”，“按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取代了南北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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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地域不均衡不仅反映在国考中，也体现在地方考试层面。宋代欧阳修称：东南地区的“解额”是100：1;而西北地区却是10：1，两者相差10倍。
因为“老少边穷”的考生考不过文化强势地区考生，所以国家要对弱势地区搞倾斜，多投录取名额，降低“分数线”，从而缩小文化差距。这是国家正义，但对考生个人未必公平。有学者统计了乾隆年间的各地乡试的录取率：文化大省江苏是5.5;落后地区云南是53.8，贵州是21(单位：百万分之一)。落后地区的录取率是发达地区的几倍!
这种“高考洼地”，也引发了“高考移民”，古代称之为“冒籍”、“冒贯”。高分地区考生，通过过继、投亲、买地、冒名、串通官员等五花八门的手段，到低分考区参加高考。比如，大诗人白居易在家乡洛阳考取无望的情况下，投靠在宣州做官的叔父，在宣州冒籍考试。再比如，清代诗人、学者赵翼是江苏常州人，如前所述，江苏是科举考试竞争最惨烈的地方。
少年家境窘迫的赵翼时来运转，去投奔在京津做生意的外舅，以“商籍”先入县学，后参加顺天(北京)的乡试，一举得中举人，之后殿试得探花，彻底改变了命运。这种“南庠入北闱”就是冒籍，赵翼还写诗为自己开脱：“士穷则躁进，此事古来有;要当期大节，微眚岂足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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