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一生，与洛阳(今河南洛阳市)结下不解之缘。
洛阳作为北宋的西京，位于中原腹地，是北宋除首都汴京之外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文人云集，学者扎堆，有利于开阔视野，交流思想，发展自己的学问。同时，这里山美水美，民风淳朴，是个养生与做学问皆宜的好地方。所以，早在庆历年间(1041—1048)，三十出头的邵雍在洛阳授徒讲学时，就有定居洛阳之意 ，“康节先公(邵雍)庆历间过洛，馆于水北汤氏，爱其山水风俗之美，始有卜筑之意。”。(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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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邵雍从共城接来双亲，在洛河之南，辟地筑屋，开荒耕种，从此定居洛阳。正是这一重大选择，让邵雍这位当初名声不显的学者，通过广交朋友，博采众长，更好地充实了自己的学问体系，同时，也得到了更多学子的追随，获得了更多博学鸿儒的认可，学术思想广泛传播。
定居洛阳之初，邵雍一家外无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之童，家徒四壁，生活困顿，一度到了靠自己打柴做饭、侍奉双亲的境地。《宋史•邵雍传》说：“初至洛，蓬荜环堵，不芘风雨，躬樵爨以事父母。”不过，邵雍不以贫困为忧，不露戚戚之穷，读书耕种，平和淡定，讲学交友，不亦乐乎，“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人莫能窥也。”
邵雍不单平和淡定，而且德气粹然，胸怀宽广，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具有大家风范。他高才绝学，却从不炫耀，交流学问，也不以一己之见强加于人，谦虚谨慎，休休有容。与人交往，无论长少贵贱，一律以诚相待，而且整日春风，笑脸常开。与人交谈，“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总是表扬人家的优点和长处，包容人家的缺点和短处。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遭到许多士大夫的抵触，有的甚至挂冠而去，以辞职的方式表达反对的坚决态度。邵雍那些在州县任职的门生故旧，为此专门写信给他，征求他的意见。邵雍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对新法，但他认为以挂冠去职的方式反对，于国、于民、于己都不是明智的选择，他认为严法宽施，才是国家对地方、官员对百姓负责任的态度，所以他每次在回信中，都会诚恳地规劝他们说：“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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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的胸怀和品质，不仅为他赢得了学生们的钦佩，而且赢得了朋友们的特别尊敬。富弼、司马光这些名相退休后，都在洛阳定居。邵雍虽然一介儒生，一贫如洗，但这些声振寰宇的老宰相们，却齐了心似的，都以结交邵雍这位后生为荣。他们与邵雍杖屦往还，高山流水，过从甚密。他们不但敬重他、宣传他，而且还倾囊相助，合资为他兴建了一座面积硕大的庄园。庄园内小桥流水，田连阡陌，单住房就有三十多间。邵雍欣然笑纳之余，把庄园命名为“安乐窝”，在诗作中表达了自己的由衷感谢之情，诗曰：“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馀家争出钱……”
这些士大夫们为什么会对一个既无显赫家世，又无半点功名的布衣平民邵雍如此慷慨呢?这是因为，对于当时的士大夫来说，学问才是结交的纽带——不是金钱，著作才是身份的象征——不是权力，品德才是人生的瑰宝——不是钻石。他们与邵雍之间，是通过才学品德缔结起来的关系，是真正的云天高谊，君子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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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不仅在物质上资助他，还对他尊敬如师长。春秋季节，晴好之日，邵雍常常乘一小车，由书童牵着，兴之所至，随意出游，舒适而惬意。士大夫对邵雍的生活起居特别关注，就连他车子的声音都特别熟悉，一听到邵雍车来的声音，大家争相出门迎候，一旦接到邵雍进门，儿童和厮役们都奔走相告说;“我家先生来了!”欢快之情，溢于言表。有的士大夫，甚至装修出专门的房子，等待邵雍有空前来居住，并根据邵雍的“安乐窝”之名，为其命名曰“行窝”。无论是士大夫家族，还是平民家庭，每每父对子、兄对弟的教育中，常常会拿邵雍作比喻，说：“毋为不善，恐邵先生知。”贤良的人喜欢他的德行，不贤良的人悦服他的感化，一时间，洛阳人才辈出，忠厚之风天下闻名。至于全国各地的士大夫，无论是专程前来还是路过洛阳，不一定会去造访官府，但一定会去拜望邵雍，远道而来的理学家程颢，就在一次拜望邵雍之后，由衷慨叹道：“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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