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李自成大军进京，大批官员举家自杀，后世大肆宣扬为“甲申殉难”。
随便挑两段《明史纪事本末》里的记载：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贼至，死于门下。妻何氏亦死。其子进士章明，收葬父尸亟归，别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独死，吾往从大人。”妻曰：“尔死，吾亦死。”章明以头跄地曰：“谢夫人。然夫人须先死。”章明视妻缢，取笔作诗。已，复大书壁曰：“有侮吾夫妇尸者，吾必为厉鬼杀之。”妻气绝，亦自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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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御史陈良谟闻变，痛饮作诗，为缳于梁，欲自尽。妾时氏有娠，曰：“主人死，妾将谁依?与其为贼辱，不如无子也。妾请先死，以绝君念。”遂入投缳。良谟别作一缳，与之同尽。
两个自杀的官员，都是一个节奏：作诗、妻妾死、自己死。
为什么要题诗?留名。为什么要妻妾先死?安心。
一要青史留名，二要妻妾节烈——这就是殉职官员的心理!
既不能安民，又不能御侮，居官无能，累死妻儿。活着是个百无一用的书呆子，死了能变成“厉鬼”杀贼??
宋代以后，理学家们粉墨登场，提出了大名鼎鼎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深深影响了后世。
明清两代，到达顶峰。
历代殉节的“烈女”，《新唐书》载唐代47人，《宋史》载宋代43人。而明朝仅《明史·烈女传》就记载为276人，而这只是“存其什一，至于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
到了清代，烈女人数则登峰造极，数不胜数。仅仅福建一个省，据《福建通志·列女传》的统计，殉节烈女竟然高达5603人。
原因很简单，明清两代的统治者大力提倡三纲五常，全国范围内为殉夫、守寡的节烈女子修建祠堂、牌坊，立传表彰。于是，妇女殉节竟然成了一种社会行为规范。
金莲要小，牌坊要大。
因为这是强者男人给弱者女人规定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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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乱、战争时期，家中妇女如果被敌人活捉，是一种奇耻大辱，比杀了她们后果还要严重的多。这是古代士大夫的普遍想法。
所以，当一个女子风风光光嫁给一个官员时，她的陪嫁箱子里，总会放着一把剪刀。因为就算你未来成为诰命夫人，也难保有殉节那一天。
绳子剪刀井。这是病态的古代社会给女人准备的三件宝。
可笑的是，如果不是死到临头，乱军、贼党比较好说话的时候，弱者女人又会成为伪道德的牺牲品。
汇编清代掌故遗闻的《清稗类钞》里，记载了一段太平天国军进攻湖北某镇的旧事：
为了防止“贼寇进城”，当地的士绅一合计，挑选出百余名“姿色稍佳”的妇女，到城外设馆，请太平军下马休息。结果“寇大悦，遂各拥抱妇女，恣为欢乐，不复骚扰商肆，翌晨即去，全镇赖以无恙。”
挽救了一方的百余名妇女，肯定是得不到牌坊了。不但如此，按照虚伪的道德逻辑来看，事后她们应该集体自缢，才算够“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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