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认同“文革”对“帝王将相文艺”的“左”倾讨伐，但如果“帝王戏”越过了多元化的合理背景而畸形“繁荣”，恐怕也不正常。
今非昔比。但有趣的是从80年代起，史学界与文艺界都一反民国以来对“满清”的贬斥，竞相掀起歌颂清代帝王的浪潮。从努尔哈赤[注: 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于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生于建州左卫苏克素浒河部赫图阿拉城(后改称兴京，今中国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老城村)。]、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以至多尔衮、孝庄文皇后[注: 孝庄文皇后(1613年3月28日-1688年1月27日)，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亦作本布泰。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蒙古科尔沁部(在今通辽)贝勒寨桑之次女，亦孝端文皇后的侄女。]，个个雄才大略，人人奋发有为，圣明君主之多开历朝未有之盛。这种全盘否定远古传统与极为美化近古帝王的二潮并存现象很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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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后，“大清颂”的调子更越唱越高了，以至出现“满台大辫子”、“五个乾隆(或七个慈禧等等)闹荧屏”的景观。这里除了市场经济中娱乐文艺自然繁荣的成份外，因回避现实的遁世自娱式“说古”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源自港台的“戏说乾隆”式帝王剧在大陆出现了青胜于蓝的流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近来帝王剧出现了新景观，这就是号称“历史正剧”的《雍正王朝》，它以大投资、高档次、权威参与、“大片”派头、舆论宣传加上市场炒作，掀起了空前的“雍正热”。面对这个满口现代话语的有为之君大红大紫，一些史学家乃至爱新觉罗[注: 爱新觉罗，满文书写为(如图)，拉丁文转写为 Aisin Gioro ，是清朝皇室姓氏。满语“爱新”是族名，“金”的意思。]后人纷纷作证说雍正的“政绩与人品”的确伟大，该剧从“大的氛围”、“历史事件”直到“器物层面”的细节都很“真实”云云。倒是据说改编所自的小说原作者二月河委婉地表达了他对这个“高大全”的雍正难以认同，对电视剧“把雍正塑成无私无畏的、一点缺点也没有的人”颇有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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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电视剧中的雍正与二月河小说中的形象已判若两人，而与历史上的雍正更是相差万里。应当说这部片子在艺术上还是比较精彩的，要求创作的作品完全真实而不虚构更无必要。问题在于该剧编导打着“历史正剧”的旗号，否认是在“戏说”雍正。该剧也确实是按照极鲜明的价值取向来编排的，并非消闲性的“戏说”可比。然而该剧不仅远离历史的真实，而且这一远离所体现的取向更属落伍。从“戏说”乾隆到“歪说”雍正，标志着近年来帝王剧景观的一个新发展，而如果说遁世的“戏说”本无害，欺世的“歪说”就更无益了。予以辩正，诚属必要。
雍正是不是无私的“道德皇帝”?
历史上的雍正政绩虽无剧中夸张的那样显赫，但应当说还是个有为之君。传统史观因其残暴而抹杀其政绩的确不公，近年来史学界在这一点上是几成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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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专制的“家天下”，有为之君未必有德，本也不足奇。如唐太宗的杀兄诛弟、霸占弟媳、逼父夺位，武则天[注: 武则天(624年2月17日-705年12月16日)，汉族。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的女皇帝(唐高宗时代，民间起义，曾出现一个女皇帝陈硕真)，]的连杀亲子乃至亲手掐死自己的女儿，明成祖的叔夺侄位、株连“十族”，隋文帝[注: 隋文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到隋统一前近300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实现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又一次统一，使北方民族大融合，南方经济发展，]的谋杀小外孙而篡其国，等等，就反映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之恶的规律和专制极权具有的“道德淘汰机制”。历史上九重之内的宫廷阴谋、厚黑者胜，是不胜枚举的。今天的历史观没有必要把帝王的治国能力与其“得国之正”混为一谈。过去人们以雍正“得国不正”而漠视其治国之绩;如今的电视剧为张扬其治国之绩而把他的“得国”说得高尚无比，其实都是基于同一种陈腐观念。
当然更重要的不在于观念而在于事实。与历史上的其他“得国”不正者相比，雍正的特点在于他的“得国”不仅在后世常受谴责，而且在他在位时就有“流言”顶着严刑峻法而四处播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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