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的出生并不平凡。这不单单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千载可称，一人而已”的唐太宗，母亲是“贤哉长孙，母仪何伟”的文德皇后，更是因为他的甫一降世就让父亲欣喜万分，有幸在这一天出生的人都因此得到了赏赐，随后唐太宗又摆宴大宴群臣。甚至据说就在李治出生三天后的“洗三朝”时，长孙皇后将当年丈夫从晋阳宫中得来的玉龙子与缀满珍珠的襁褓一并赐给了这个小儿子。从此，这枚“广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的玉龙子就成为了唐朝的吉祥物，由皇帝们代代相传。
等到贞观五年李治受封为王的时候，李治的独特地位更是凸显了出来。因为唐太宗将这个小儿子册封为了晋王，随后又授予了并州都督一职，这是什么概念?
根据《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并州即太原府，也就是说李治得到的是太原这块封地。但凡对唐朝有所了解的人就会知道，有唐一代，太原贵为北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可谓是地位全面超然。因为太原不仅是中原王朝的北方重镇，更是李唐的龙兴之地!所以唐太宗将晋王这个封号给了李治，又将地位如此独特的太原封给了他，对这个幼子的宠爱之心可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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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李治也很不辜负父亲的厚爱，从小就很聪慧。据说李治刚会走路的时候就能抓着笔写下一个“敕”字，想来是唐太宗批阅奏折时经常抱着他，聪慧的李治过目不忘，才会依葫芦画瓢地将之写出来。。史书还记载了李治对父母十分孝顺，对兄弟也很友爱，唐太宗曾经考察他对《孝经》的理解，李治是对答如流，唐太宗闻言更是高兴万分。
但随着贞观十年六月己卯，长孙皇后崩于立政殿，年仅七岁的李治自此失去了自己的母亲，曾经父慈母爱的和暖时光也就此一去不复返了。不过幸运的是，唐太宗以加倍的父爱弥补了这个最疼爱的小儿子，他没有因为妻子的去世而让李治出宫或在皇宫某处单独居住，而是将李治兄妹留在自己的寝殿一同照料，于是《唐会要》上便留下了这样一笔记载：“晋王及晋阳公主，幼而偏孤，上亲加鞠养。”褚遂良也亲口说过：“然晋王，陛下亲自抚养，至於成立，上圣深慈，偏所锺爱。”而放眼整个大唐王朝，被皇帝亲自抚养长大的皇子唯有李治一人，这是怎样的一种深情钟爱和殊荣!
不过唐太宗对这个小儿子的偏爱并不止于此。在李治已经遥领并州都督的情况下，唐太宗又加封他为右武候大将军。等到贞观十六年的时候，李治更是连自己的封地都没去就直接上朝参与政事了。对此，史书上特别用了“特深宠异”这四个字来形容唐太宗对李治的溺爱之情。
原本李治可以就这样，作为一个备受宠爱的皇子亲王在父亲的膝下逍遥度日，然而贞观十七年的易储风波却将李治也卷了进来。
李泰为了尽快得到皇位的继承权，对父亲表示自己愿意百年之后杀子传弟。结果褚遂良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次太子的叛乱，说白了就是您不懂节制的宠爱造成的。前事不远，吾属之师，如果您打算立李泰为太子，那么就将李治打发到自己的封地去吧，免得最后一个都保不住。”然而唐太宗在听了褚遂良的话后，反应却是非常的特别，既不是对李泰谎言的恍然大悟，也不是沉默不语，更不是痛骂指责，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褚遂良向他提出的要求上——让李治去自己的封国。面对这样一个要求，唐太宗做出了一个出乎世人意料的回答。《旧唐书》写到：“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
唐太宗舍不得离开他的这个小儿子，舍不得与李治分离，甚至一想到以后他与李治每年只能见到屈指可数的几面，就忍不住潸然泪下了。所以唐太宗为了同时保证这三个爱子的生命安全，将李治一手扶上了储君的宝座，册立为太子，而此时的李治只有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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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立了李治大半年后，唐太宗又突然担心起这个由自己捧在手心溺爱着长大的儿子能否在自己走后撑起大唐的江山?忧虑的想法一开头，自然就要往下想，如果他撑不起，那么又该选谁呢?这时唐太宗将自己年长的几个儿子们统统排了一遍。
当时李承乾被废，李泰夺嫡被贬，李宽、李祐已死，李愔、李恽的品行之差唐太宗心知肚明。李贞跟李治差不多大，唯一适合的人选只有年长李治9岁的李恪。
唐太宗一旦冒出了想法，以他的急性子来说必然要向人吐露，于是就找来关系极为亲密的长孙无忌单独商量，然而他对立李恪只是处在一时兴起的阶段，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否则怎么也要拿到朝上廷议或从此培养支持李恪的势力，而不是去找最不可能支持李恪的长孙无忌商量，更不可能被长孙无忌的一席话就此说服，并且从此再不转此念。
而唐太宗之所以会这样，也是由父子之间的感情深浅所造成的。李恪贞观7年就去封地之国了，不过是因为一点点小错就被接连罚去实封600户(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以及两次被罢去官职，与被唐太宗亲自抚养百般溺爱着长大的李治相比，完全就是天壤之别。
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唐太宗对李治的宠爱一如既往，甚至可以说是更甚以往。就在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李治的长子李忠出生，虽然只是庶出，但唐太宗仍十分高兴，不仅在宴会上“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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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唐太宗先前一直将宝贝儿子安置在自己寝殿的一侧，即便李治在宫外有一座“尽一坊之地”的晋王宅，即便李治被立为太子，唐太宗也没有让他按制出宫居住或住到东宫去。直到贞观十八年刘洎上书说：“古时的太子，向父亲问安后就退下;与父亲分住在不同宫殿，以此避免嫌疑。如今太子进入陛下的寝宫侍奉，动不动就是十天一月，太师、太傅以下无法得到接见。……希望遵循前人的经验，稍微抑制那些次要的私爱，扩大长远的规划。”于是唐太宗令刘洎和岑文本同马周按日轮流前往东宫，与皇太子谈论。结果维持了没多久，唐太宗又让儿子回到了身边，贞观二十年褚遂良也忍不住上书说：“陛下这样不让太子离膝下，常年住在深宫，师傅教导十分不便，几乎无法讲论经籍。况且朋友不可深交，深交必然产生怨恨;父子不可一味溺爱，一味溺爱难免会出现差错。希望陛下远观殷、周，近遵汉、魏培养太子的做法，即使不能马上纠正，也须逐渐改变。可以尝试十天之中，一半时间送太子返回东宫，专心学习修养自身，一半的时间仍留在陛下身边。”唐太宗这才答应了让李治每个月一半的时间住到东宫，一半的时间仍留在自己身边。
不过相比唐太宗征高丽时那些更令人不可思议的肉麻事件，这些溺爱的事迹已经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而说到征高丽时的肉麻事，首当其冲的便数那封《两度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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