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明明是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把商纣王打入大罪大恶的帝王行列，实在荒唐。
在周朝早期，甚至整个西周时期，世人并没有对商纣王评价那么低，基本还在正常范围内。对商纣王的丑化主要是东周以后的事情，春秋时期主要是周王室及其大夫们主导对纣王的丑化，当时诸侯力量崛起，周天子已经不能有效控制天下，有被诸侯取而代之的危险。因此积极丑化商纣王，为其祖上反商建周寻找道德借口，称祖上反商建周是讨伐纣王的暴戾，而周天子并无暴戾失德之处，以免诸侯们依汤武革命之例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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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历史上真实的商纣王，作为奴隶制度下的君王，确实存在很多暴戾之举，但与历史上的其他帝王相比，并不显得更加暴戾。而商的灭亡，往小里说是周文王、武王处心积虑，造反作乱的结果，往大里说是先进文化和生产力取代落后文化和生产力的结果。大者改日再说，先说小者。
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历经初兴、中衰、复振、全盛、寖弱诸阶段后，到了商纣王(帝辛)即位时期，已步入了全面危机的深渊。在封王的统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
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如日当中、蒸蒸日上。公刘、古公亶父、王季等人的积极经营，使周迅速强盛起来，其势力伸入江、汉流域。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的贤士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宏伟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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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周文王时，他积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广罗人才，发展生产，造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面。他的“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政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拥护，巩固了内部的团结。在修明内政的同时，他向商纣发起了积极的政治、外交攻势：请求商纣“去炮烙之刑”，争取与国，最大限度孤立商纣。
文王曾公平地处理了虞、芮两国的领土纠纷，还颁布“有亡荒阅”(搜索逃亡奴隶)的法令，保护奴隶主们的既得利益。通过这些措施，文王扩大了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庸，取得了“伐交”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处理商周关系上，文王表面上恭顺事商，以麻痹纣王。他曾率诸侯朝觐纣王，向其显示所谓的“忠诚”。同时大兴土木，“列侍女，撞钟击鼓”，装出一副贪图亨乐的样子，欺骗纣王，诱使其放松警惕，确保灭商准备工作能够在暗中顺利地进行。 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周文王开始实施讨伐商的行动，第一个步是翦商羽翼，对商都朝歌形成战略包围态势。
为此，文王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继征服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消除了后顾之忧。接着，组织军事力量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先后翦灭黎、邘、崇等商室的重要属国，打开了进攻商都—— 朝歌的通路。至此，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态势。至此，伐纣灭商只不过是 一个时间问题了。
就在这是文王去世，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他即位后，继承乃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与诸侯结盟，向朝歌派遣间谍，准备伺机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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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时的商纣王，竟然没有进攻周，实在令人费解(虽然有一种说法是东夷族的反叛迫使纣王的攻周计划化为泡影，但我认为此说法不可信。当时商军主力在东南方向的作战因另
有原因。但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都是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与此同时，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炽化，商纣饰过拒谏，肆意胡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吕尚等人遂把握这一有利战机誓师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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