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明朝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同是开国皇帝，刘邦、刘秀、司马炎、李世民、赵匡胤等相对来说宽容大度，能善待功勋。然而他中晚年却导演了一幕幕暴行，这是因为朱元璋的自卑心理在作怪，进而导致了人格的扭曲，这一点史家基本达成共识。终朱元璋一生，其生活轨道是由卑贱走向富贵，而其心路历程却是由自信走向自卑。

　　猜忌臣子变得神经质

　　早年朱元璋被迫到皇觉寺为僧，曾饱尝世间冷暖人情，后投效郭子兴部下，很快成为一名战将。朱元璋善于挖掘人材，很快就聚集了一批高级谋士。他们为朱元璋出谋划策，使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统治的同时，也逐一扫除了其他的农民义军，并于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可悲的是，朱元璋在开创天下时，尚能广招天下文人贤士，并放心任用手下部将。一俟天下方定，他却开始担心文臣们会鄙薄他出身贫贱，武将们会篡夺他的皇位。

　　朱元璋的梦想是建立家天下的格局，将20多个孩子分封到全国各地，并具兵权。但他十分担心开国功臣们会篡夺自己的江山，对他们欲尽除之而后快。由于这些“心魔”的作用，久而久之，朱元璋出现了典型的焦虑型神经症表现，如严重缺乏自信、疑神疑鬼、极度敏感、易生妄想等。为了缓解其焦虑，朱元璋还开创(恢复)了许多惨无人道的刑法，其野蛮残暴程度超过了历代君王。朱元璋以整肃朝廷命官及屠杀官民为乐，如他发明了廷杖的惩处手段，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格尊严，很多人竟“立毙杖下”，没有杖毙者也落得一身残疾，被发往凤阳或其它边州远郡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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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在和平时期前后屠杀了四万多文臣武将。仅到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光谪屯凤阳的官员就有一万多人。在洪武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间，朱元璋先是诛杀大将蓝玉，累及一万五千多人同死，后逼徐达食他所赐蒸鹅死去，再逼傅友德自杀身亡，又诬廖永忠偷穿龙袍下狱致死，连赋闲在家的冯胜也难逃死亡厄运。在短短的三年内，朱元璋就将当初随他一同打江山的剩余元老一一铲除。对此，史学界一向认为，这是因为朱元璋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加快了铲除功臣的步伐。

　　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前后出现了人格分裂，给人感觉判若两人，突出表现为由仁君变成了暴君。关于朱元璋疯狂屠杀功臣元勋的心理动因，最有代表性的解释是朱元璋看到皇太子懦弱，担心他死后强臣压主，所以事先消除隐患。这种解释有一则宫廷轶闻可为佐证：有一天皇太子劝说父亲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把一根长满了刺的棍子丢在地上，命皇太子用手拾起来。皇太子一把抓住刺棍，结果给扎破了手掌并连声呼痛。朱元璋说：我事先为你拔除棍上的毒刺，你难道不明白我的苦心吗!

　　朱元璋设立了锦衣卫情报机关，使特务遍布全国，监视大臣们生活细节，以便随时肃清他想铲除的臣子。朱元璋热衷于屠杀臣民，这是减轻他心理压力的一种病态做法。这一做法给明朝的官制带来许多前所未闻的怪事，如带枷升堂、上朝如赴刑场等，使得大小官员都生活在高度恐惧中。这使朱元璋迅速变成一个极为孤独的人，无人敢向他直言，身边亲人亦然。

　　史书记载，朱元璋时常夜不成眠，披衣观天象，忧心天下四方的局势变化。久而久之，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在决策上日显强迫性怀疑妄想，并刚愎自用。

　　妒嫉有学问的人

　　朱元璋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缺少做人的崇高理想和高贵情操，因此不可能把苦难身世演变为改造社会普济天下苍生的动力，相反因为自己没有学问，便对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嫉妒得发狂。像胡惟庸、李善长、刘基等人，都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囊策士，朱元璋的江山是他们三人智慧的结晶。宋濂也是出身贫寒，身世和朱元璋相近，按理会同病相怜，朱元璋早期也确实如此，但宋濂太有学问，朱元璋最终还是容忍不了。

　　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不久，有人跑来跟他讲，文人好挖苦毁谤，不能相信，还举了个例子，说是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后来当了王爷，请文人给他重新取个好名字，文人就取了士诚，孟子书上说：士，诚小人也。其实那文人暗骂张士诚是小人，张士诚哪里懂得，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朱元璋听了后，立即去查了《孟子》，果然发现有这句话。从此以后他的疑心变得更加严重，对文人分外提防。因为朱元璋是皇帝，操纵生杀大权，这就不仅仅是疑虑和猜忌的问题，加上他偏执的性格，结果就变得非常可怕。

　　到后来，对待那些不肯出仕的文人，朱元璋基本上都采取了杀的方式，以绝后患。高启与杨基、张羽、徐贲四人并称“吴中四杰”。高启被腰斩后不久，杨基也很快因事被朱元璋罚去做苦力，一代名家，竟然被折磨死于工地上。过了几年，徐贲被下狱死;张羽被贬岭南，半路突被召回，他自知难免一死，遂投江自尽。苏州文人姚润、王谟不肯出仕。朱元璋的态度很明确：我叫你来，你敢不来，我就杀掉。这些不肯应召的人都被斩首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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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斩断手指，立誓不作官，被逮到京师。朱元璋问他们：“以前世道乱的时候，你们住在哪里?”夏伯启答道：“红寇(指朱元璋最早参加的红巾军)作乱时，避居于福建、江西两界间。”朱元璋大怒：“朕知道夏伯启心怀忿恨，认为朕取天下非其道。”特意告诉夏伯启说：“朕知道你夏伯启是故意提到红寇作乱，有其他的意思。你们故意砍掉手指，不想被朕所用。朕要将你们斩首，以免天下的愚夫仿效你们。”派人将夏伯启叔侄押回原籍处死。

　　只有元末明初的文坛领袖杨维桢一人例外。杨维桢诗名满天下，号“铁崖体”。他从元朝辞官后，纵情山水，对仕宦名利淡不经意。张士诚割据东吴时，曾盛情邀请杨维桢，但杨维桢不为名利所动。张士诚又叫人征求意见。杨维桢回了一封信，指斥张士诚的缺点，预言他必有外祸。后来果然如此。朱元璋统一全国后，听说杨维桢的盛名，立即命近臣敦促入朝。杨维桢被朱元璋派人强行征召入京，待了一百二十天后，上书告辞回家，并写了一首《老客妇谣》明志。此时杨维桢已是年近八十的老翁，杀之无益，朱元璋才勉强放过了他。宋濂还特意作诗为杨维桢送行，有“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之句，赞誉不已。

　　朱元璋用人要疑，疑人要用，所以朱元璋不但大权要独揽，连小权力也要揽在手里。这样的皇帝自然当得非常辛苦。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办公，一直到深夜。没有假期，也没有娱乐，完全是一个工作狂。因为主要的工作是批阅公文，所以朱元璋特别讨厌文人那一套，事先大大铺垫，卖弄经济学问，冗长却又不中肯。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读了六千多字后还没听到具体意见，全部是空话。朱元璋大发脾气，派人将茹太素叫来打了一顿。第二天又读，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才涉及到核心问题，建议了五件事情，其中四件是可行的。朱元璋立即命相关主管部门执行。又告诉茹太素，这些事五百字就可以讲清楚了，却罗罗嗦嗦地说了一万七千字，这是繁文之过。朱元璋还特意将这件事情写成文章公布，教育全国官民。

　　和朱元璋的身世大同小异，可刘邦没有那么浓烈的自卑心理，对出身和文化比他高的人兼容并蓄，依其才能和特长分别委以重任。刘邦的智囊张良、陈平、萧何和胡惟庸、李善长、刘基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但命运有天壤之别;前者一直得到刘邦的礼敬并寿终正寝，后者则被朱元璋处以极刑且殊灭三族。

　　对自己的出身很自卑

　　朱元璋出生于一个极度贫苦的家庭，父母双双死于瘟疫，很小就成了孤儿，放过牛，当过干粗活的小和尚，天下大乱时又被迫落草为寇。在穷困时可能也曾偷拿过别人的东西，在底层社会受尽欺凌。因为他对文词中凡有“光”、“秃”、“僧”、“生”、“小偷”这类字眼十分忌恨。又因作过义军韩林儿部下的红巾军，曾被元朝官员斥之为“红寇”、“红贼”，所以当了皇帝后对“贼”、“寇”及形音相近的字都很忌讳。浙江府学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僧)人，为世作则(贼)”等语，本来是极力颂扬朱元璋的，却被认为是嘲讽他当过和尚，立即被斩首。也不知多少文人学士、朝廷官员皆因为文章或上书中无意中用了这些字眼而莫名其妙地遭到杀戮，以至洪武一朝，谨小慎微成了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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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明朝开国以后的一百年中，文坛上一直比较黯淡，明前期文学一些优秀的作品几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际。这也跟朱元璋的在思想和文化上的高压统治有关。其实这是由于朱元璋强烈的自卑心理作怪。他出身卑贱低微，虽然贵为皇帝，仍然怕人讥讽他的过去。朱元璋一直深以自己的贫民身份为耻，深怕别人还记得他曾经是个孤儿和小和尚，妄图利用上流社会的鲜血来强迫人们忘掉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无止境的屠杀对朱元璋的形象和明王朝的江山无任何补益，相反只能说明朱元璋是一个心胸极度狭隘的人物。

　　历代开国皇帝照例要拉扯古代同姓的有名人物做祖先。朱元璋的父亲、祖父都是佃农，外祖父是巫师，在当时的社会里都是极其卑微的人物，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朱元璋和他的文臣们商量修玉牒(家谱的皇家叫法)的时候，原来打算拉宋朝著名的学者朱熹(朱熹是徽州婺源人)做祖先。恰好一个徽州人姓朱的典吏来朝见，朱元璋打算拉本家，就问：“你是朱文公(后人对道学先生朱熹的尊称)的后人吗?”姓朱的典吏不明白底细，怕撒谎惹祸，就直说不是。朱元璋一想区区的典吏小官尚且不肯冒认别人做祖宗，而且几代以来也没有听说自己的祖先和徽州朱家有过瓜葛，万一硬认上，白给人做子孙倒也罢了，被识破后反而要落人笑话。于是朱元璋只好打消了攀附朱熹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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