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胸怀，在两种境遇下可以一览无遗，一是极乐时，二是极悲处。极乐时得意到忘形，那是小人，极悲处沉沦到厌世，那是俗辈。苏东坡大才槃槃，然而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尤其遭遇“乌台诗案”，深陷“文字狱”，几次濒临灭顶之灾，九死一生。面对这种人生极悲，东坡的心态如何呢?
苏东坡入仕不久，由宋神宗主导、王安石组织的“熙宁变法”全国铺开，他不由自主地被卷进这场风云激荡的政治风波。当时，东坡并非京官显宦，多在基层任职，耳闻目睹新法的执行情况，尤其是“青苗法”，本来目的是鼓励农业生产、抑制土地兼并，但在执行中却演变成了“强迫贷款”，由“助民”到“扰民”，使许多农民家破人亡，严重损害了百姓利益，导致民怨沸腾，东坡因此上书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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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宋神宗求胜心切，听不得半点不利于新法推行的指责，加上东坡是文坛巨擘，堪称“意见领袖”，他的话往往成为左右舆情的风向标。于是，御史李定、舒亶认真研究东坡的文字，终于从奏折《湖州谢上表》和诗歌《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中闻到了他们需要的气味，纷纷弹劾东坡，说诗文中有讥谤皇帝、攻击新法之语。
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拍板立案，安排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去湖州，传唤时任知州的东坡。钦差来了，事由说了，立刻上路，刻不容缓。东坡一家老小二十余口，顿时慌成一团，妻子王氏更是泪眼婆娑，一副大厦将倾的样子。东坡见此情景，把王氏拉到一边，对她说：“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一句话就把王氏逗笑了。原来，东坡曾给王氏讲过一个典故：宋真宗东封泰山的时候，顺便寻访天下隐士，得杞县(今河南杞县)人杨朴。闲聊时，宋真宗问杨朴会作诗否，杨朴故意说不会。又问临行有人送诗否。杨朴说，妻子送了一首诗：“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宋真宗听后大笑，知道杨朴不愿入仕做官，强扭的瓜不甜，遂把杨朴放回家了。东坡用这个典故开导妻子，终于使心急如焚的妻子破涕为笑，放心让他上路了。面对生离死别，东坡不但自己分寸不乱，还能够用笑谈化解妻子的担忧和焦虑，其从容旷达，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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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因变法而步步高升的李定、舒亶们，当然容不得异己之声，他们欲置苏东坡于死地的态度非常坚决。一介文人苏东坡在御史们的拷问下，受尽凌辱，斯文扫地。据说，东坡下狱时，狱官当面就问祖宗五代有无“誓书铁券”(皇帝赐给功臣、重臣带有奖赏和盟约性质的凭证，允其世代享有优厚待遇，犯法时可免死罪，具有特别的法律效用)。按当时的规定，只有死囚才会询问五代之内有无“誓书铁券”，其他只问三代，可见东坡的罪行之重。只是，作为宋朝当家人的宋神宗，在御史们不断向他提供“反诗”新证据、不断给他诛杀东坡增加理由的时候，他却有点六神无主了。
刑不上大夫，宋朝不杀士，这是祖宗成法，他不能开杀戒，当暴君。但东坡反对变法太过火、太显眼，影响了新法推行，造成了负面效应，也是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此，对于宋神宗来说，东坡成了烫手山芋，放也不是，杀也不是，让他举棋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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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到底是出于国家大局还是一己之私来表达对新法的态度，成了宋神宗判断此案轻重的关键。他做了一个决定，安排宦官去狱中“卧底”。某日天刚黑，东坡像往常一样，在狱室倒头便睡，躺下不久，有两个人推门进来，什么也不说，也倒头睡下。东坡并未在意，鼾声渐起。凌晨四更的时候，他们又悄悄离开了监狱，东坡鼾声如故。后来，东坡才知道，这二人是宋神宗派来观察东坡的，看他心里有没有鬼，心中有鬼，自是辗转反侧，心中无鬼，当然起居自然。第二天，宋神宗高兴地对左右大臣说：“朕知苏轼胸中固无事也!”命悬一发，还能安之若素，酣睡如怡，东坡真是人中之杰，这也是他能从黄泉路上捡回卿卿性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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