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人固守贞操是有法律基础的，不少女人也是这样做的，这只是女人固守贞操的一个方面。如果翻开历史的一页，人们还会发现，唐朝的女人之所以傻傻地自残殉情，与当时倡导的婚姻导向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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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一个女权当道的时代，女人不仅在各个方面可以横行霸道，在性爱方面也是巾帼不让须眉。所以，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唐朝是一个妇德严重失范、女性不守贞节的自由时代，皇室乱伦、公主再嫁、庶民离婚、情人私奔的故事不胜枚举，“脏唐”的评价更是有力佐证，说唐代的女人也守贞操、讲妇德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这是天大的笑话。
其实，在泱泱大唐，封建礼教的枷锁已在中国人的脖子上套了几千年，贞操妇德已渗透了每个女性的细胞，纵然胡风再猛，这些传统的礼教也不可能顿时销声匿迹，这是一个常理的推断。事实正是如此，《新唐书列女传》的一些记载就证明，说唐代的女人一点贞操也不守，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房玄龄是初唐名相，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他出道前曾得过一场大病，在小命难保之时，对老婆卢氏说：“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卢氏一听老公劝她改嫁，哭着走进帐中，用刀子把自己的眼珠子剔了出来，交给玄龄，借以表明忠贞不二。
这种用自残方式宣示贞操的例子远不止一处。楚王灵龟的妃子上官在老公死后，几个兄弟商量说：“妃少，又无子，可不有行。”她一听，哭泣着说：“丈夫以义，妇人以节，我未能殉沟壑，尚可御妆泽、祭他胙乎?”说着说着，就要把自己的鼻子割下来，家人不再强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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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奇怪的是，还有女人一听说二婚再嫁就装病的。崔绘的妻子卢氏，老公死后，家里人想把她嫁出，卢氏一听说，马上装病，才躲了过去。她的姐夫是工部侍郎李思冲，姐死后，姐夫发迹，想纳卢氏为继室，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大家也都说这桩婚事很不错，可这个女人就是不愿意，把自己弄了一脸粪，吓退了姐夫。
更多的动人故事则是女人被贼寇掠走后，不愿意受污而被刳心、肢解、跳河、赴火的，这也是其他朝代贞女传中常常见到的先进事迹，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倒是有一个人物的故事值得一提。
有一个姓李的贞节妇，十七岁嫁人，不到一年老公就死了，一天夜里，他忽然梦见一个男子向她求婚，她没有答应，可后来又做了几次相同的梦，这个女人怀疑是因为自己长得好，才引来可怕的男人，于是把头发截掉，穿上麻衣，不再化妆，垢面尘肤，像个活鬼，从此就不再梦见男人求婚的事了。
诸如此类的故事不难看出，唐朝在婚姻自由表象下，仍然还有为数不少的女人坚守着三从四德，她们不惜用生命为代价，扞卫着封建礼制，这怎么能说唐朝的女人不守贞操呢?历史告诉人们，冲破婚姻的束缚寻求自由和宁愿守寡苦守贞节的共存现象，是唐代婚姻的真实写照，也是一个令人感到矛盾的历史问题。
唐代的婚姻观出现两面性，可以在《唐律户婚》中找到理由。这部唐代的婚姻法挂着自由的羊头，卖的却是封建礼教的狗肉，本身就是一个畸形的胎儿。其中的“若夫妻不安谐而和离者，不坐”的规定，让很多人相信，唐朝真是一个爱情自由的朝代。然而，当看到出妻的七项规定不难发现，女人和其它朝代一样，仍然是男人身上的附属品，她们的命运牢牢掌握在男人的手中，这和其他朝代没有什么不同。而其中的誓心守志、夺而强嫁要判刑的规定，更让人们看到了这部法律的真面目，大唐倡导的仍然是三从四德的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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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女人固守贞操是有法律基础的，不少女人也是这样做的，这只是女人固守贞操的一个方面。如果翻开历史的一页，人们还会发现，唐朝的女人之所以傻傻地自残殉情，与当时倡导的婚姻导向不无关系。唐朝喜欢表彰什么样的女性?《新唐书列女传》就有答案。从其中的记载看出，殉情自残的越严重，自杀得越精彩，皇帝就越高兴，不仅赏赐财物，还要免其徭役，以阙表门。这也是唐代贞女辈出的一个原因之一。如果说唐朝对女人的三从四德放任不管，这是说不过去的。
古人说：富贵不能淫。很多时候这句名言只是一个理性的口号，真正做起来是很困难的，“一富贵、就想淫”对很多朝代的很多人来说，就像是一个怪圈，想跳出来都很难，鼎盛的大唐更不例外。物质的极大丰富、广泛的对外交流、胡风的强大影响，这些都是促进大唐婚姻开放的外部因素，而皇宫乱伦的带头作用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只不过，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以皇室为核心的开放婚姻，而往往忽略的，则是民间固守的封建礼教。
在封建社会，唐朝的婚姻法算是一部好经，可首先念坏这部经的却是歪嘴的皇室。他们一方面寻找着自己的刺激，别一方面却叫嚣别人守操，同一朝代，两个标准，这正是唐朝婚姻现象矛盾百出的真正原因。
如果说唐朝的婚姻是开放自由的，这说对了一半，如果说唐朝的女人不守贞操，这也只说对了一半，淫妇与贞女同在，自由与枷锁并存，这才是真实的唐朝。宫室内外的绯闻，只不过是盛开在枷锁上的玫瑰，多成后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民间女性的殉情，则是婚姻自由幌子下凋谢的枯叶，没有多少人在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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