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康是后相的遗腹子，启的曾孙，禹的玄孙。在后羿“因夏民代夏政”，太康、仲康相继死去，后羿又把仲康的儿子后相也躯逐出去。这样，后相只得投奔同姓诸侯斟灌，在这种情况下，原夏王朝的一些拥护者也纷纷投靠斟灌氏。随后，寒浞阴谋杀死后羿，霸占了他的妻子、财产，掌管了夏的朝政。他又担心后相的势力壮大复兴，于是寒浞又派儿子过浇杀了斟灌，后相逃往斟寻。过浇又追杀至斟寻杀死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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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相妻已怀有身孕，在战乱中从墙洞中爬出，逃回自己的娘家有仍氏。不久后相妻后缗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少康。少康从小聪明过人，并在他母亲的教育下，立志要报仇雪恨，夺回自己的国家，复兴夏王朝。
这时寒浞已死，政权已由过浇掌握。当过浇听到后相有一遗腹子在有仍那里的消息后，即派人前去捕杀。少康逃往虞国。虞君把少康隐藏起来，并把纶地送给他。从而少康在纶地逐渐积蓄力量，终于“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同时，有原夏王朝联盟人员前来汇合，和招收斟灌、斟寻二国的残余人员，形成少康复国的力量。
少康历数后羿、寒浞、过浇的罪行后，杀奔夏邑推翻了过浇的统治，夺回了王位，恢复了夏王朝，经过三年的恢复生产和稳定局势后，即进行治水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国力等一系列措施，促使国家的巩固与繁荣，因而国家威望很快得到了提高。即“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史称为“少康复国”或“少康中兴”。
少康能够中兴，从根本上说，既取决于少康的能力与手段，也有后羿、寒浞、过浇的腐败、贪婪、奸诈、凶残等违背客观要求不得民心的行为，只有从这二方面去观察，才能认识少康中兴的实质。
从少康方面考察能够实现中兴的原因有：
(一)从小接受他母亲的报仇雪恨，光复夏王朝的教育，和他过人的天赋，过浇对他的捕杀，更从反面激发他推翻过浇政权，夺回王位的坚定性。有虞氏就是看到了他的复国意志，所以把女儿嫁给他，并把纶地给他作为积蓄力量的基础。
(二)他的成长过程是接受磨练的过程。他管理过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他在有仍氏那里当过管理畜牧业的官，在有虞氏那里当过管理有虞氏饮食的官。因而使他具有一定的生产、生活知识和劳动者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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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康在纶地的经营中发奋图强、艰苦奋斗发展生产，体察民情，积聚力量，即在纶地“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因此，这不仅积累了推翻过浇政权，夺回王位，复兴夏王朝的人力、物力，也为复国后的国家建设提供了经验。
因为，从氏族发展成国家，是直接参予生产、生活的单层次的劳动分工与组合，发展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分离的，既有剩余产品生产和剩余产品需求的矛盾，又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这两种矛盾又不是相互分离，而是生产的一体化，消费的二重性，也就是生产是属于体力劳动者承担的经济层次，消费则既有体力劳动者的经济层次的需求，也有脑力劳动者的政治、思想文化层次的需求。
所以，脑力劳动从现象看，是与物质生产相脱离的权力层次，但从本质上看，又是剩余产品生产的需要。因为，要提高剩余产品的产量，首先，必须开发自然物质深层次的要素功能。如农业生产的水、肥、土和自然环境、农业工具的改进、创新等条件的创造;其次是建立一个安全、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再次是合理分配剩余产品。这些都是国家应尽的责任。
从原始社会到国家的建立，是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 禹是从“禅让”取得王位的。夏启的取得王位虽然经过波折，但总是属于继承的，并非是他为社会做出贡献而取得的，因此，他并没有管理国家的经验，而是属于继承他父亲的权利。所以在夏启主政时期就已经走上腐败，到太康时期则更为严重，而后羿、寒浞也同样没有把发展生产提高国家力量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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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康则既有经受失国和过浇追捕的耻辱与患难，也有经营纶地奋发图强，和推翻过浇的统治，光复夏王朝的艰难历程。所以，在他夺回王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国力的措施，“三年，复田稷”。
可见，国家的建立，本质上是人类社会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发展成既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又有剩余产品生产与剩余产品消费需求的，生产的一体化，消费的二重性的对立统一体，它的表现形态，就是阶级矛盾。国家的任务就在于发展剩余产品生产，缓解阶级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与安全。少康的发展生产、提高国力措施，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开创了夏王朝走向繁荣的历程。这就是“少康中兴”的根本原因。
《史记·夏本纪》没有记载这段历史，仅列出如下世系：“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纳，作《五子之歌》。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帝中康时，羲、和缅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帝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羿、浞代夏政和“少康中兴”历史的失载，，后人认为是司马迁的疏略，这是对的。因为，这段历史反映的正是对国家本质特征的认识问题，是我国产生国家后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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