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最初在中国传播的时候，人们出家大抵是偶然且容易的，对于如何出家没有具体的规定，只要“投师允可”就行。只是那时出家的可都不是普通人。慧皎《高僧传》中记载的高僧大德，出身大多是极好的，有的是王子，有的是家世国相，有的是家世大富，有的是家世英儒，如此种种。

　　到了北宋，普通人想出个家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有许多条条框框的规定要满足。这时佛教已被纳入北宋政府日益严密的行政管理之中，“佛制”越来越受到“王法”的干预。

　　从北宋以前的僧人传记来看，那些在僧传中留名的僧人，绝大多数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出家了，大概是十岁左右。在“佛制”中，长期以来并没有规定人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家。寺院在古代一直也作为佛学教育机构而存在，里面生活着很多儿童少年。他们最初在寺院是带发修行的，佛教中对他们有特别的称谓，比如童子、行者、长发、沙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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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子”这一称呼，北宋的道诚法师在其《释氏要览》中解释说，根据《大智度论》中的说法，从修为来看，从初发心断淫欲乃至菩提，都叫童子。而若以年龄记，则“自七岁至十五皆称童子”。另外，佛门中还有“行者”的称谓，就是指能修行的人，而“凡年十六岁以上应呼行者”。道诚法师的解释是，“男生八岁毁齿，十六阳气全，以其有意乐信忍，修净梵行故”。后来又有把童子、行者合起来称呼的“童行”一词。

　　这些在寺院中生活的儿童和青少年，他们还处在修行的初级阶段，大多并不剃发。而一旦剃发则须受十戒，落发之后就可以称为“沙弥”了。关于剃发年龄，在《僧祈律》中有规定，“佛制，年不满十五，不应作沙弥。”但“沙弥”这一称谓一般来说包含童子，这在佛经中是有典故的。在迦维卫国，阿难的故乡有两个被遗弃的儿童，被阿难收养了。佛问阿难，为什么不让他们出家，阿难回答说，佛制不允许。于是佛又问，那这两个小孩能够驱赶偷吃食物的禽鸟吗?阿难说，能够。于是佛就说，那就让他们当“驱乌沙弥”吧。所以，后来在佛制中，七岁至十三岁的出家小孩，也可以称作驱乌沙弥。而年龄十四岁到十九岁的，则称“应法沙弥”。二十岁以上的，则可在沙弥前冠以他的名字来称呼。

　　另外，佛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年龄规定，即可以受具足戒的年龄。所谓具足戒，简称具戒，是指比丘(尼)所应受持的戒律，依戒法规定，具足戒分为六大类，比丘戒有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三百五十条，和上文沙弥所受的十戒相比，要复杂完备得多，所以称具足戒。只有受持具足戒以后，才能正式取得比丘(尼)的资格。而受具足戒的条件也是十分严苛的，需要“身体强健，诸根具足，无有聋盲等众患，身器清净，无有边罪、犯比丘尼、贼住等杂过，具出家之相，剃除须发，披着袈裟，已受沙弥(尼)戒，且年龄已满二十岁而未逾七十岁之间”。

　　本来，出不出家是个人人生道路的选择，按照佛制的规定，只要有寺院有老师愿意接收，就可以出家了。那时候，寺院中的师父会向想出家的人介绍寺里的情况，要问“一食一住，少食少饮，多觉少眠。汝能否?”如果回答“能”，就可以收入门了。但是，随着佛教势力的不断壮大增强，当出家之路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以致和世俗之路争夺人口资源的时候，必然会影响到世俗社会的运行秩序，所以佛教团体的内部管理也不得不受到政府的管控。据《唐会要》记载，自唐代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开始，天下僧尼就归于祠部管理，到了天宝六年(747)规定，佛门中度僧尼，“令祠部给牒”，也就是说，成为僧人需要国家颁发职业资格证了。当然，在“王法”最初干预“佛制”的时候，基本上还是遵循“佛制”的传统，“王法”只是在“佛制”规定的关节处给予官方的认可，并不特别影响佛教内部的管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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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从诏令的规定来看，当时的“王法”和“佛制”也基本还是相符合的。据《宋会要辑稿》所载：“行者、童子、长发等，今后实年十岁，取逐处纲维、寺主结罪委保，委是正身，方得系帐。仍须定法名申官，不得将小名供报。尼年十五，僧年十八，方许剃度受戒。”在这段材料中，“系帐”的意思，就是国家把户籍转到佛教系统，也就是将户口归入佛教系统内计数，那么出家人也就免除了世俗的赋税和劳役。这一规定，相比于以前佛制中七岁即可出家、十五岁可受沙弥戒的规定，尽管在年龄要求上统一延后了三年，但并不至于离谱。

　　但是到了天圣八年(1030)，北宋政府颁布律令，规定“应男子愿出家为僧道者，限年二十已上，方得为童行。”这一规定和佛制就相去甚远了。规定一出，想必在佛教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从十岁左右就出家开始学习佛学，和从二十岁以后才可以开始学佛，对于僧人的教育培养过程来说，必然会产生质的影响。当时有位禅僧契嵩在给仁宗皇帝的上书中，就表达了对这一规定的强烈不满，疾呼：“其人年未二十者，不得听之出家。何其与佛制大相戾耶!”(《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他认为，二十岁才开始诵经学习，即使资质聪明，专心诵一经，也需要三四年时间才能成。如果资质暗钝，那么学习时间需要更长。而且学习完规定课程也不一定一次就能通过考试。所以，等他们可以受戒为僧，可能就都三四十岁了。而如果要受具足戒，还需要学习更多佛学内容，恐怕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都会学得很辛苦且难成大器。所以，如果从二十岁才出家开始学习，就太晚了。

　　但是，整体而言，北宋王朝的政令在民间是能够得到落实的，年满二十方能出家的规定一出，必然会使人们的出家之路受到很大的影响。尽管我们从后世的僧传资料中，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僧人在二十以前就出家了，但这些现象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解释。一方面，正如游彪先生在《宋代有关僧尼的法条初探》一文中所指出的，“宋朝政府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法条限制出家的资格，但在民间，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抑或其他原因，违规出家的现象是根本无法禁止的。”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能够留下僧传记载的，只是一个时代的少数僧人，可以说是僧人群体中成器的佼佼者，而在整个佛教团体中，更多的则是庸庸碌碌默默无名的普通僧人。所以，留下僧传的僧人大多早年就出家，反而可以说明，二十以后才出家确实难成大器。

　　除了年龄，北宋政府对于出家的资格限制还有很多细致的规定。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三月，“诏祖父母、父母在，别无子息侍养，不得出家。”“其志愿出家者，并取祖父母、父母处分;已孤者，取问同居尊长处分，其师主须得听许文字，方得容受。”到了天圣五年(1027)，国家规定的出家程序就更加繁琐了：“乞自今欲出家者，须父母、骨肉舍施，委本院保明行止，申所属州军长吏呈验。仍须亲知三、二人委保无过犯，委是尊亲听许，即官给公凭，然后得收名入帐……其实无骨肉者，亦召三、二人保明，出给公凭，方得收充行者。”由此可见，如果祖父母、父母无人赡养，那是不能出家的。也就是说，独生子没有出家的可能性。这其实也限制了大部分普通人的出家资格。因为根据宋代的户口统计，平均每户的男丁数为1.42-2.57人(吴松弟《中国人口史》)，再加上宋型家庭普遍的“三代五口”结构(邢铁《宋代家庭研究》)，可以说，在平民阶层的普通家庭中，没有赡养义务的子女是少数。所以在北宋，大多数人并没有选择出家道路的自由，而是需要本本分分地过世俗生活，完成儒家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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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出家之路的吸引力何在?为什么会出现僧尼数量伪滥的现象，使得政府不得不加以越来越严密的管控?首先，它对懒汉有吸引力。普通百姓一旦脱离世俗的户籍，进入佛教的帐籍，就不用参与社会生产了，同时可以免除世俗的赋税和劳役。在门外人看来，念经打坐可比耕田劳作要轻松很多。但其实，真的要学佛，又谈何容易。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胸无大志，只是想在佛门中混日子，那可能出家真是比过世俗生活要轻松一些。但是，如果太多的人不过正常的日子，社会秩序就乱了。所以，政府才会对出家的资格有严格的规定。对于违令出家的人，也会有严厉的处罚。令文规定，“诸违令为童行者，杖一百，仍改正;本师知情，与同罪;主首知情，杖六十。”“童行、长发候祠部，方许剃发为沙弥。如私剃者，勒还俗。本师主徒二年，三纲、知事僧尼杖八十，并勒还俗。”

　　此外，佛门的出世性质，还对在世俗中受到困厄的人有着吸引力。天禧二年的诏令还规定，“刑责、奸细、恶党、山林亡命贼徒负罪潜窜，及曾在军带瑕痕者，并不得出家。”由此可见，佛门还是社会上的不法之徒逃避世俗追究的容身之处。正如《水浒传》中的鲁智深，犯下命案之后就逃入寺院。如果国家无法有效管控这类人，其实是国家的失职。尽管佛法度一切有缘人，但是，从佛教自身的发展来看，让越来越多的懒汉和不法之徒混入佛门，恐怕也是真正的佛门子弟不愿意看到的吧。他们何尝不希望吸纳聪明睿智、精进佛法的善根善种来继承和弘扬佛的事业。所以，北宋政府明文规定犯罪分子、军人不得借出家来逃避刑罚，想必佛教界也是欣然接受的，因为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佛教自传入中国，最初在贵族阶层中流行传播，依托于贵族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靠着佛教中的“三宝”——佛宝、法宝和僧宝的相互支持，形成了一套“佛制”，维系佛教在中国两三百年的持续发展，到唐代达到顶峰。可以说，佛教团体几乎是一种自治的社会组织。但是随着中唐以后的权力动荡，佛教的自治传统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佛教自身的发展和大时代一起，走上了世俗化与平民化的发展运途。于是，等到宋初社会逐渐安定下来，被佛教所吸纳的人，他们的出家动机越来越掺杂现实的利益考量。与此同时，“佛制”也就越来越逃不开“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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