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善于“纳谏”，堪称“从谏如流”。不过，他纳的既不是保家卫国之谏，也不是国计民生之谏，而是谶纬学和风水术。
据宋代朱弁《曲洧旧闻》记载，崇宁初年(1102年)，中书舍人范致虚看到京城以屠狗为业者甚众，觉得事关重大，该提个建议。他向宋徽宗上书说：“十二宫神(生肖)，狗居戌位，为陛下本命，今京师有以屠狗为业者，宜行禁止。”认为皇帝属狗，屠狗是大不敬，应当禁止。宋徽宗一看，惊叹不已，范舍人这个建议提得好啊，既关帝命，又涉国体，马上降旨，向全国下发“禁屠令”。为了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抓落实，他安排卫戍部队和各地禁军，专门负责禁屠事宜。在“杀狗有罪、养狗有赏”的英明决策指引下，全国“禁屠运动”形势果然一片大好，光赏钱就发了数万之巨。不过，唯一的杂音是，有个老不晓事的儒生在背后嘀咕说：陛下的父亲宋神宗属鼠，他老人家当年怎么就没想到也来一场“禁猫保鼠”运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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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不单崇尚谶纬，而且笃信风水。有个茅山道士叫刘混康，以画符诵咒见长，远近皆知，天下闻名。宋徽宗听说后，三番五次邀请刘道士到皇宫，与之畅谈风水之术，交流学道心得，深为欢喜。
他赞扬刘道士说：“尔冲和养气，得其妙道，学术精深，博通奥旨。”还特封他为“三茅君”，极尽尊敬。宋徽宗之得刘道士，如同汉文帝之得贾谊，宣室求贤，屡虚前席。当时，宋徽宗继位不久，男丁稀少，膝下凄凉，这成了他一块心病，他郑重向刘道士咨询如何才能多生儿子。刘道士说：“京城东北隅，形加少高，当有多男之祥。”意思是京城东北地势太低，阴气太盛，不利于生男，要增加皇嗣，唯一的办法是抬高东北地势。宋徽宗一听大喜，立即决定在京城地势最低的地方兴建一个地势最高的园林——艮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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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牵头成立了工程建设领导班子，安排宰相蔡京任指挥长，宦官梁师成和大臣朱勔任副指挥长，召集全国最有名的能工巧匠，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这个天字第一号工程的建设。艮岳于政和七年(1117年)动工，宣和四年(1122年)竣工，前后耗时长达六年。期间，宋徽宗全民总动员，要求老百姓倾其所有，什么奇花异石，珍禽宝贝，都统统送到他的艮岳，真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单是从江南运输奇石花木，就动用了上千艘船只，以致老百姓倾家荡产，民不聊生。然而，这个集全国民脂民膏兴建、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奢华的皇家园林，短短五年后便焚毁于金兵的铁蹄和战火之下，让人喟然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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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至今，谶纬和风水，笃信者不绝，堪称中华千年文化一大“奇观”。只是，它从来就没有对个人和国家带来过任何福祉，相反，信之过度，往往不是个人遭罪就是百姓遭殃，甚至国家灭亡。几年前，一架老式歼击机，摆放在河北高邑县正对着县委大院的马路上，据说这是县委书记听从了风水先生的建议，寓意“升官发财”，结果，书记官没升，却因受贿锒铛入狱;原铁道部长，也颇信此道，其弟判刑之后，他认为祖坟位置不佳，请来风水先生，为入土不久的父亲重新选定“风水宝地”。但是，搬迁后的“风水”，却依然没能保住他的“乌纱帽”，等待着他的，已然是法律的惩罚。至于宋徽宗，建完艮岳这个大园子后，虽然的确生了儿子(当然，不建艮岳他也会生儿子，这与身体有关，与园子无关)，但他劳民伤财，祸国殃民，不仅丢掉了园子，而且丢掉了国家，自己也被金兵俘虏北去，成了阶下囚。“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宋徽宗纵然皇嗣成群，却已无“老”给那群孝子贤孙们“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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