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博士文少卿告诉记者：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确立包公Y染色体的遗传类型以及它在整个谱系支脉上的位置。“如果仅仅以其后人的DNA为证据，整个研究是不够严谨的，我们需要对比现代各地包氏家系的遗传类型和包拯本人或者至少他直系亲属的古代DNA遗传类型。”
更何况，现有三个区域包氏后人的DNA研究表明：这三处后人的DNA的遗传类型并不完全一致。“如果三处的遗传类别基本一致，那么情况还比较好;现在的问题是三处包氏后人的DNA有些出入，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文少卿想到了“遗骨”。“如果说包氏后人的DNA可作为间接证据，那么包公遗骨中的DNA信息，就将是最直接的证据。”他开始寻找“包公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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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4月，合钢二厂扩建，附近所有坟墓面临迁移，当时省博物馆着手对包拯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4个月共发掘包拯家族墓12座。其中《包公墓志》的出土，一举结束了河南和安徽多年的“包公之争”。
根据包训安的说法，当年的发掘结束后，墓中遗骨运至包拯老家肥东文集(后与解集乡、高亮乡合并为包公镇)安葬。时值文革，被拒绝安葬的包公遗骨后不得不运回合肥，包公第三十四世孙包遵元只好在自家的屋山墙头搭起简陋的披厦，将装有包拯及夫人董氏、儿媳崔氏和子孙遗骨的箱子全部搬了进去。
1975年冬，包先正又从合肥将装有遗骨的小棺材运回家乡，并于半夜三更葬于龙山。
1986年，新包公墓在包公祠旁边建成。人们把遗骨迁葬新建成的包公墓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挖开偷葬在肥东龙山的墓穴后，露出了粘满泥土的陶罐，然而，这些陶罐都是空的……
至此，当年装有包公遗骨的那批小棺材杳无音讯。
[疑团]祠堂里11只箱子来历无人知
两个月前，一直在大包村调研包公文化园建设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张靖华听说，包氏祠堂内存放着11只木箱子。但关于这批箱子的来历，却没人说得清楚。他将此事告知同在复旦的现代人类学实验室，后者则对这些箱子寄予一线希望，想通过它们找到遗骨并完成DNA研究。
包公镇党委副书记王正清告诉记者：早在1993年，这11个箱子就存在祠堂了，“里面究竟有什么，谁也不知道”。大包村最流行的说法是：这就是1986年重新挖掘遗骨中的出土物品，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送回了合肥，不重要的另一部分则留在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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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种说法又称：文革期间，埋葬包公遗骨被视为“封建思想复辟”不被允许下葬，曾同意运回遗骨的村大队长包先长为此受过处分。包先进猜测：“这些箱子也许是为了应付上面(检查)而故意做出来的，证明骨头没有埋，之后一直留在包氏祠堂。”
当然，它们也有可能就是装有包公遗骨并一度消失的箱子。然而，10月31日上午的开箱结果令人失望。
[追寻]复旦实验室希望在头骨上取样
摆在复旦大学古DNA实验室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在龙山找到那批“传说中的箱子”;第二条则是寻求安徽博物院或包公墓的帮助。据说，包拯遗骨中还有部分头盖骨保存在省博，另有一部分则放在了包公墓棺椁中。文少卿称正与省博沟通，在遗骨上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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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一队福建客人千里迢迢赶来包氏宗祠祭拜。墙上张贴着18位包氏老人的值班表，他们轮班守护宗祠并接待全国的香客。包公遗骨的故事，只隐现于极少人斑驳的记忆之中。“这是一个遗憾”，致力于研究肥东宗族及聚落文化的张靖华说，“保留这个遗憾也没有什么，人的情感和敬意才最重要。但是，对于历史现象的各种追寻和探索也各有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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