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李鸿章说了一段超前了100年的话，他说：“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李鸿章一不小心又创了一个中国第一??“招商引资”。然后他从加拿大回国，在日本过界时，这个老头相当倔，为了履行自己的誓言“终生不履日本”领土，老人冒着生命危险让人在两只摇摇摆摆的船之间，颠颠簸簸地抱他过了踏板，这样他的脚就没有碰过日本陆地。
这次，李鸿章全程万里，一气呵成，并没有马革裹尸而归。早过了离休年龄的他，如果没有一个工作狂的心是挺不过这次远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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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之道在于“拼”
大家都说李鸿章会做官，还说他能把官位来坐穿。实际上他的为官成功之道非常简单，就是拼命地干，拼命地提新建议，拼命地提拔人(当然是他欣赏的人)，拼命地储备各色人才“为我所用”，拼命地写信与同僚沟通，拼命地巴结对他工作前途十分重要的人物。
首先是拼命地干：大概是大器晚成吧，李鸿章40岁才真正地干实事，所以他特别珍惜干事情的机会。《剑桥晚清史》说：“从1870年随着李鸿章成为北洋通商大臣以来，自强新政的领导权就被这个强有力的人物所掌握。”
这人什么瓷器活儿都敢揽，听不得朝廷说声“这件事儿满朝只有您老能干，”再苦他都认了。您说这义和团的事儿和您这78岁行将就木的两广总督有何相干?可是人家荣禄推脱了的事儿，他半推半就地就接了，死之前还“呕心沥血”地签了一个晚清赔款数目最大的条约，事后被荣禄痛心疾首地骂为“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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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从没成功地推脱过一件棘手的事。查他的记录，似乎只有《马关条约》签字后，去台湾和日本人交割一事让他以“枪伤未愈”成功地金蝉脱壳了(但还是让他的大儿子去了)。大多数情况下，朝廷最后说：世沐恩泽，不得推脱!他便乖乖地去了。你可以说他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也可以说他是“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可人家要的只是干事儿的快感!
接着是拼命地提新建议：查该大学士的奏折，很少搬弄是非的参奏，也没有空洞乏味的讲经，大多为一些积极“进言”的“肺腑之言”，多为“自强”、“洋务”之事，尤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进言最精到。这些内参式的“进言”有些思想超前得连恭亲王和文祥都拍案叫绝。他办了一系列的新式实业，这是大家看得见的，属表层的东西，还有大量看不见的“进言”被两宫扔到垃圾箱里。这些“醒世恒言式”的“进言”往往花去了他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属于吃力不讨好的折子。“进言”难过办实业，主要的难点是很难“说服”朝廷的那些榆木疙瘩，他们是道坎儿，明知对牛弹琴你也得弹，谁叫人家是“管事儿的榆木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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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戊戌变法的很多条目，李鸿章早在20年前就上专折提倡变了，比如设立讲授西学的学堂，毕业生授予文职官衔;废科举、修铁路、架电报线……结果如何?大凡要动制度的就有人反对。但是居然让这个工作狂给大声疾呼成了一些，北洋海军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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