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由于王朝更替，江山易帜，导致连年战乱，饿殍遍野，曹操笔下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并非文学虚构。改朝换代如此，同室操戈亦如此。朱明叔侄的削藩靖难，也曾演出过一幕“青磷白骨，怵惊心目”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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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笔者翻阅一本咏史诗集，在“楚汉风云”一节，对项羽不乏弹赞叹惋者，甚至虞姬和乌骓马也成了咏叹对象，涉及民众的文字却寥若晨星，只有韩愈与张可久的一诗一曲。“天下苦秦久矣”，项羽、刘邦步陈胜、吴广后尘揭竿而起，在推翻了暴政后，本应与民休养生息。然因各路豪强争权夺利，致使“伤心秦汉，生民涂炭”(《卖花声?怀古》)。楚汉相持，胜负未决，青壮年厌倦了军旅，老弱者疲困于“支前”。项羽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天下连年战乱，只因我们二人而起。倒不如一决雌雄，以免连累苍生。项羽的建议遭到了刘邦的拒绝：“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史记项羽本纪》)这就是著名的“广武涧对话”。且不论项羽是乱世枭雄还是起义首领，能以“毋徒苦天下之民”为念，实乃难能可贵。他的这种意识并非昙花一现，在乌江之战中，项羽本可以乘船过江，摆脱困境，甚至“卷土重来未可知”。然而，他却毅然选择了自刎。项羽是否“以一人独生为耻，以天下苍生为念”尚待讨论，但他毕竟没有采纳乌江亭长在江东建立根据地的建议，从而没有酿成“真成一掷赌乾坤”(韩愈《过鸿沟》)的惨局，这正是他的悲壮之处。
项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他将人民生计置于王权争夺之上的思想，没有机会实践。其实，在古圣先贤那里，这一思想的渊源要久远得多。在《庄子?让王》中有一段记载，更能说明问题。居住邠地的太王亶父，遭到狄人进攻。纳捐进贡狄人均不接受，其目的就是占有邠地。亶父说：“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于是拿起马鞭离开邠地。民众成群结队跟随他，在岐山之下建立了新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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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故事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做我的臣民和做狄人的臣民有什么不同呢)。这点比较好理解，古代中国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封建帝王如同历史舞台上的走马灯，诚如元人张养浩所说“唐家才起隋家败，世态有如云变改”(《山坡羊?咸阳怀古》)，“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齐秦汉楚。”(《山坡羊?骊山怀古》)京城皇帝的姓氏可能是刘李赵朱;皇城旗幡的标志也可能是蛮夷羌狄，百姓的命运却没有什么区别。
如此说来，亶父老先生所谓的“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并没有错。因此，他才会劝百姓“子皆勉居矣”(你们都和狄人凑合着居住吧)。在封建皇权时代，“为吾臣”还是“为狄人臣”，“臣民”是无权选择的。为摆脱这种无论“兴亡”只能“百姓苦”的历史宿命，人民只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选择社会的管理者。这也是今世政治文明的一条康庄大道。
二是“不以所用养害所养”(不要因为养活人的土地而危害所养活的人民)。这一点的思想价值则更为先进。土地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尚且不能因土地而危害民众，皇位与政权只是“王权”的组成部分，只是由民脂民膏(赋税)供养的上层建筑，更不应为了“王权”的延续而伤害民众利益。当时还没有“人权”这样的现代概念，庄子只是称亶父为“能尊生者”(能够尊重生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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亶父的“能尊生”与项羽的“毋徒苦天下之民”，其着眼点同样顾及了民众的生命与生计。在封建帝王的观念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百姓是被统治者养活的，这个逻辑显然是颠倒了。即使如此，在亶父看来，当“王权”危及“人权”时，“王权”应当让位于“人权”，而不是为了“王权”而牺牲“人权”。这说明，在亶父的潜意识里，“人权”是高于“王权”的。
今天，多数国家的“王权”早已被取代，“人权”高于“王权”自然十分正常。然而，这样的道理，说来容易，贯彻实难。2011年发生在北非、中东的事件一再说明，一些统治者为了延续已经执掌了几十年的朝政，不惜将全国民众置于血泊之中;东亚一些封建寡头为了延续家族的血胤，竟将民众挟为人质。在他们的眼里，“人权”仍然是“王权”俎上的鱼肉。今夕何夕，可悲也夫!
在国共重庆谈判时，追求民主政治与和平建国，成为当时民众的强烈呼声。黄齐生先生作词曰：“民主如船，民权似水，水涨奚愁船不高?”所反映的就是这一背景。词的尾句正是：“安排定，看居邠亶父，走马来朝。”可见，如同亶父居邠，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会受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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