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绍兴年间，绍兴府有户人家母亲的坟墓被人盗挖，陪藏品被洗劫一空，遗骸被乱丢于荒野。
这户人家的后人，并不是普通人，他们有个儿子叫王佐，是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戊辰科状元。王佐是个有气节的人，中状元后，授承事郎，签书平江军节度判官，未及赴任，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当时秦桧专权，其子秦熺为提举秘书，众人纷纷趋附，唯独王佐未尝妄交一语，以至忤怒秦熺，被外放。秦桧死后，王佐为秘书郎，领右司郎，后经张浚荐举，任职中书门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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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有个弟弟，叫王公衮。这个王公衮也不是一般人物，从小就对刑侦感兴趣，也练就一双金金火眼，刚刚被提名为乌江县县尉(相当于县警局警长)，正待在家里听候通知准备赴任。发现母亲的坟墓被盗挖，十分愤怒。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掘人坟墓、戮人尸骸，是对人最严重的羞辱，盗墓贼这样做，无疑是对王氏兄弟母亲的最大侮辱。
愤怒归愤怒，王公衮选择了报案，但是官府却迟迟破了不案，王公衮这才亲自外出防查，果然让他查出发掘母亲坟墓的人，是本村无赖嵇泗德。那个嵇泗德，也是一个盗墓的惯犯，“掘冢至十数”，曾因掘墓事败而被官府逮住过，却未知何故，又给放了出来，继续偷偷干着盗墓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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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衮访得嵇泗德下落，很快就将他抓住，押送到绍兴府治罪。按照《宋刑统》，“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犯下盗掘他人坟墓罪行的人，判加役流刑;如果不但掘墓，还打开棺椁，属于侮辱尸体，罪至绞刑。嵇泗德掘墓开棺，曝人尸骸，显然已经触犯了死罪。
然而，令王家难以接受的是，绍兴府的法庭只是给嵇泗德判了轻刑。王公衮是个血性汉子，母亲受辱，不能就此便宜了贼人。因为和监狱的看守相熟，他专门备上酒菜，将一帮看守灌醉，然后手持利刃，混入监牢，亲自将嵇泗德宰了，并割下嵇泗德的脑袋，官府投案自首。
依大宋律法，故意杀人，当判死刑。但，宋朝刑法又规定：“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请令今后具案，奏取敕裁。”宋徽宗时又立法补充：“有因祖父母为人所殴而子孙殴之以致死者，并坐情理可悯奏裁”。宋朝政府也是将血亲复仇跟一般杀伤罪区别开来。据此法意，“刺死辱母者”显然属于“情理可悯”的行为，对这一刑案，地方政府无权作出终审判决，便报请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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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得知弟弟杀了人，入了狱，也赶紧设法相营救——他将自己的官告交还皇帝，说愿意用自己的功名、官职来替弟弟赎罪。
宋高宗对此案也非常重视，专门派员组成合议庭，对王公衮故意杀人案进行审理。
合议庭提出的判决议是：“公衮杀掘冢法应死之人，为无罪;纳官赎弟佐之请，当不许;故纵失刑有司之罚，宜如律。”(王公衮刺死辱母者，应判无罪;王佐提出替弟弟赎罪之请，请朝廷驳回;依法追究绍兴府法院司法官员“故纵失刑”的法律责任。)
宋高宗接到报告后，当即批示：“给舍议是。”命王佐“依旧供职”;“绍兴府当职官皆抵罪”;王公衮不用负刑事责任，只是他毕竟杀了人，所以还是受到“降一官”的行政处分，从正科级降为副科级，择日赴任。即使是这样的判决，后世学者还在为王家兄弟鸣不平。如明代学者丘濬还在《大学衍义补》中说：“朝廷坐有司之罪，是也;而降公衮一官，岂所以为训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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