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九月初五(1860年10月18日)，英国军人纵火焚烧圆明园。此刻，大清帝国的咸丰皇帝早已不在北京城，他已较为安全地逃往塞外的热河行宫。热河(承德)虽可苟安，但帝国南方有太平军，北方有洋鬼子，章由烂摊子一大片。更为严重的是，咸丰离驾崩已然不足一年，他首先要考虑的是皇位继承的问题。
咸丰只有一个儿子载淳，本不存在权力交接的隐患，但载淳有一个强势的妈——慈禧。在驾崩之前，该如何处置懿贵妃(慈禧)，成为咸丰的当务之急。逃到热河之后，咸丰羸弱的体质愈发吃不消，而懿贵妃趁机参与朝政的野心，也被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鉴于历朝历代后宫干政的危害性，清代皇帝对后妃涉政非常敏感，咸丰也不例外。但他身体不济，只能既让慈禧去批阅一些奏章，又时刻防范她过多的参政议政。可是，咸丰的健康每况愈下，懿贵妃却不加收敛，处处出头，指点江山，使得咸丰欲废之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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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官员潘祖荫的笔记所载，在承德，咸丰曾对心腹宠臣肃顺说，他马上会效仿“钩弋故事”。钩弋是一个女人，乃汉武帝晚年的妃子，被封为“钩弋夫人”。她为汉武帝生下太子刘弗陵。汉武帝死之前，刘弗陵才七八岁，而钩弋夫人正当青春。为了防止太后与外戚专权的局面出现，汉武帝果断地赐死钩弋夫人，永绝后患。
显然，近两千年前的钩弋夫人，此刻便是懿贵妃。《清稗类钞》也清楚地写到咸丰要主动效法汉武帝，除掉懿贵妃。但是，后来民国时期的文人黄秋岳在其笔记体史料汇编中却说，有一次，懿贵妃不按圣旨办事，独断专行，咸丰很生气，便偷偷地向肃顺诉苦。肃顺很直接地建议咸丰，“请用钩弋故事”。后来，李翰祥大导演的《垂帘听政》，也用了这个“段子”。
不管效法钩弋故事是咸丰主动提出来的，还是肃顺的首倡，已成历史之谜。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咸丰皇帝呆在承德的最后时光，总是在心里琢磨，要不要杀懿贵妃。
对于肃顺来讲，他当然乐见懿贵妃做第二个钩弋。肃顺与懿贵妃势不两立，早已公开化。懿贵妃作为皇帝独子的生母，虽强势，但因清朝“后宫不得干政”的严格祖制，她亦不敢过早、过多地暴露自己的政治野心。懿贵妃深谙“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厚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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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肃顺就不同，他官居协办大学士之位，虽是“协办”，但因咸丰对其无比信任，使其比“大学士”的权力都大，是咸丰朝后期帝国实际上的宰相。肃顺是爱新觉罗的宗室贵族，其兄端华为世袭的铁帽子王。不过，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肃顺脾气暴躁，很少给人好脸色看。而且，他作为宗室后人，却非常讨厌满族人，喜欢有才干的汉族官员，其门下网罗了大量汉族士人，堪为清代的孟尝君。大名鼎鼎的曾国藩，正因有他的提携与眷顾，才能施展拳脚，与太平军厮杀鏖战。
肃顺还是一位改革家，他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大都针对满族人。他革的是满族特权阶层的“命”，势必会得罪一大批满族官员与贵族。可是，因有咸丰的器重，他无所畏忌，连咸丰的六弟恭亲王奕，他都不放在眼里。当年的懿贵妃，后来的慈禧，因出身于满人中层官员家庭，他也等闲视之。肃顺几乎成为满人的全民公敌。
咸丰不忍心杀慈禧，除了他本身儒弱的性格原因之外，还有很多“客观因素”。第一，醇亲王夫妻以身家性命做担保，求咸丰免慈禧一死。醇亲王奕譞是咸丰的七弟，其大福晋乃慈禧的胞妹。有了这多层关系，奕譞夫妻当然力保慈禧。慈禧也报之以李，后来的光绪与溥仪两位皇帝，皆为奕譞之后。
第二，恭亲王奕看来，咸丰即便不传位于自己的幼子，也应该是他“鬼子六”，而轮不到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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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无可奈何之处，即咸丰早年丧母，对于失去母爱有着切肤之痛，他不忍心让自己的继承人也幼小无依。正所谓“父”所不欲，勿施于“子”。这是咸丰童年的心病，也是他一辈子的隐痛，他不愿意如此残忍地去主动造成这种悲剧。
咸丰的童年遭遇，却成就了慈禧，让她逃过这一大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清晨，咸丰带着巨大的犹豫与遗憾，死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慈禧便接手统治大清帝国近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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