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话是简单的，可是，要产生这样的话所具备的条件是很不容易的凑齐的。众所周知，这是欧洲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说的一句话。放在中国的古代，“以言获罪”是非常正常的事，是天经地义的，谁叫你嘴上没把门的乱说来着?有时候，甚至不说话都有罪，汉武帝时期的张汤就搞了一个“腹诽”，在肚子里说也不行。那么，你到底在肚子里说没说坏话呢?其实，你自己也说了不算，他说你说了，你就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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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自古就有把管不住的舌头用大铁钉钉在柱子上，或者干脆割掉喂狗的传统，虽说有这些生动的例子，以及许多类似鲜活的警示，有些人依然管不住嘴巴。同时，古人也慢慢认识到舌头只是一个吐字器官，而喉是一个振动器官，在发音运动中占主导地位，是声源所在。因此，因言获罪所受到的惩处也升级换代了，不仅要小心舌头，还要小心喉骨。
明末的东林党人以“非君”为乐，以“批鳞”，也就是以批评皇帝为荣，有的还得到了“批鳞君子”的美名。皇帝是那么好批评的吗?自己管不住嘴巴，那么只好有劳朕来动手了。管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居心!尽管，东林党人是一批忠诚的皇权卫士，是虔诚的封建伦理纲常的躬行者，不是混蛋暴徒。退一万步讲，哪怕是混蛋暴徒，也得依法惩处，不能由着性子乱砍乱剁。可是，很遗憾，只有顺昌逆亡!先后被捕的有六名东林党官员，史称“六君子”，他们自然是要受尽酷刑的。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魏大中在狱中折磨致死，肉身腐烂，仅余白骨;左光斗等人的尸身都已残破不全，爬满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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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死后，为了向魏忠贤报功，锦衣卫镇抚司许显纯用刀子剔出他们的喉骨，放在小盒子里面，作为“验明正身”的证据呈于魏忠贤。“剔取喉骨”这种方式是从唐朝懿宗李漼开始的，作为处死三品以上官员的证明。魏忠贤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了，他面对喉骨，得意洋洋地说：“诸公别来无恙，还能上书否?”然后，魏忠贤们创造性地“炙灰下酒”，烧成骨灰，一起争吞下酒。
“剔取喉骨、炙灰下酒”，这种庆功方式，是颇为令人玩味的。魏忠贤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就因为喉骨生在仁人志士的身躯上，它能把思想变成声音，能提意见，发牢骚，有时还要骂人。喉骨可憎，它太意气用事，一张口便大声疾呼，危言耸听，散布不同政见;喉骨可恶，它太能言善辩，一出声便慷慨纵横，凿凿有据，不顾社会效果;喉骨亦可怕，它有时甚至会闹出伏阙槌鼓、宫门请愿那样的轩然大波，让当权者徘徊内廷，握着钢刀咬碎了银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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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们最恨、最怕的，恐怕就是东林党人的喉骨了，喝下泡有骨灰的酒，是为了解恨，做鬼也得让你们做一个哑巴鬼;更是为了压惊，魏忠贤们内心的虚弱、胆怯在他们的残暴、刻毒之中一览无余。魏忠贤们愚蠢而野蛮地以为，东林党人的铮铮铁语是从喉咙和舌头生发出来的，剔取喉骨、炙灰下酒，就一切都消停了。他们不知道，也不懂真正的声源在哪里!他们并不知道这声源来自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追求，“杀身求仁”的崇高气节，来自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无畏勇气，来自于忧国忧民的博大心灵。
关于这些，魏忠贤们永远也不会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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