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四年正月初三(1799年2月7日)辰刻，89岁的乾隆寿终正寝，和珅的靠山顷刻间倒下了，准备靠肃贪打响自己亲政后第一炮，树立新朝气象的嘉庆终于无所顾忌了。
初四，嘉庆专门发了一道上谕，谴责前方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将帅“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矛头已直指后台的和珅。当天，即突然解除了和珅、福长安的军机大臣之职，命其昼夜在大内守灵，不许出入，隔断二人与外界的联系，将其软禁在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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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五，给事中王念孙、御史广兴等纷纷上疏，弹劾和珅种种不法情状，这可能是经嘉庆特别授意的。
初八，在公布太上皇乾隆遗诏的同时，嘉庆宣布革除和珅、福长安的一切职务，交由刑部收监，并命成亲王永瑆、仪亲王永璇、额附拉旺多尔济、定亲王绵恩及大学士刘墉、董诰，兵部尚书庆桂等负责查抄其家产，会同审讯。
正月十一日，在初步查抄、审讯后，嘉庆宣布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状，主要有欺君罔上、压搁军报、任用私人、僭越制度、贪婪聚敛等，并通报各省督抚，命其讨论定罪，也就是要他们都表个态。嘉庆在上谕中处处谴责和珅获罪于先皇乾隆，那么在大丧期间处置这位先皇的宠臣也就名正言顺了。
正月十六日，直隶总督胡季堂议覆奏折首先上达，折中称“和珅丧心病狂，目无君上，蠹国病民，贪黩，真一无耻小人”，请皇上“特颁谕旨，立将和珅照大逆律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嘉庆御批：“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员并翰詹科道悉心妥议具奏”，若有不同意见，“自行封奏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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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就是以此折定下了基调：要包括京官和地方大员在内的全国官员表态支持他的新政。
同时，嘉庆又发布了一道上谕，重申和珅的二十大罪状，并有所补充。
正月十八日(1799年2月22日)，在京文武大臣会议，奏请将“和珅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福长安照朋党拟斩，请即行正法。”嘉庆表示，和珅罪有应得，怎么处治都不过分，但考虑到他曾任首辅大臣，为国体起见，于万无可贷之中引入议亲议贵之条，免其肆市，加恩赐令自尽。福长安改为斩监候，但要让他在牢房里跪视和珅自尽。
首恶既除，嘉庆马上收兵。除和珅的亲信伊江阿、吴省钦等人受到处分外，嘉庆下令对其余由和珅保举升迁或曾对和珅贿赂奉迎者均不予追究株连，免兴大狱，保证了政局的稳定。
处决和珅以后，各地督抚议覆的奏折才陆续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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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地方督抚大员不论平日与和珅关系亲疏，都知道和珅已难逃一死，因此除两广总督吉庆（编者注：清代乾隆末年共设直隶、两江、川陕、闽浙、湖广、两广、云贵、总漕、直隶河道、江南河道、河东河道等十一个总督职务，另设立十六个巡抚职务，部分总督兼任巡抚，故称“督抚”①）、云南巡抚江兰稍涉含混外，其余都称和珅罪大恶极，应立正典刑。
嘉庆在对这些奏折的御批中多次表白自己处置和珅乃迫不得已，“朕不得已之苦衷，天下臣民当共知耳”，“此事实不容已。知我非我，自有公论”。
其中，在江西巡抚张诚基奏折上的批示最为明白不过：“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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