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的日常生活较为简朴。康熙三十九年(1700)，他对大学士们说，“自朕听政(康熙帝14岁亲政)以来，一应服食，俱从节俭”。四十七年秋，他斥责皇太子胤礽时又说：“朕即位以来，诸事节俭，身御敝褥，足用布袜。”此言虽有炫耀之意，但不能否认，他在努力为臣工做出节俭的榜样。
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召集王公大臣，向他们展示康熙帝生前在乾清宫东、西暖阁所用的毡毯。大臣们看后奏称：“(康熙帝)御极六十余年，时时以爱惜物力，崇尚俭素……御前陈设之毡，历三十余年，尚洁净完整，崇俭惜物，实从古未有。”对于宫中的陈设用品，康熙帝是以经济节俭为标准，崇尚简朴，不务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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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在清廷供职的法国传教士白晋，曾目睹康熙帝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情况，有如下记载：就其(康熙帝)个人有关的方面看，那种恬淡素朴简直是没有先例的。他满足于最普通的菜肴，从未有过丝毫的过度，他的淡泊超过了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皇宫内部以及一些殿宇，即使是皇帝所居住的，也只有几幅字画、几件描金饰物和一些相当简朴的绸缎，而绸缎在中国是十分普通的，不在奢侈品之列，简单朴素就几乎是那里的全部装饰了。他的衣着，除了几件宫廷极为常见的过冬的黑貂、银鼠皮袄外，还有一些在中国算是很普通、很常见的丝绸服装。夏天，我们看到他穿一件普通的麻布短褂，这也是一般人家常穿的衣服。
这些描述显然有溢美之词，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康熙帝生活中的某些侧面。
明清宫中费用之较
一次，康熙帝语重心长地对儿孙们说：“尝闻明代宫闱之中，食御浩繁，掖庭宫人几至数千，小有营建，动费巨万。今以我朝各宫计之，尚不及当日妃嫔一宫之数。我朝外廷军国之需，与明代略相仿佛，至于宫闱中服用，则一年之用，尚不及当日一月之多。”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曾与大学士们将明清两朝宫中费用做了一番比较，开列出一连串令人瞩目的数字：
前明宫内，每年用金花银，共九十六万九千四百余两，今悉已充饷;前明光禄寺，每年送内所用各项钱粮二十四万余两，今每年止(只)用三万余两;(明宫)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万余斤，今止用六七百万斤;(明)各宫床帐、舆轿、花毯等项，每年共享银二万八千二百余两，今俱不用;前明各宫殿，九层基质、墙垣俱用临清砖，木料俱用楠木，今禁中修造房屋，除非万不得已，不但基址不用临清砖，凡一切墙垣，俱用寻常砖料，所用木材，亦惟松木而已。
同样居住紫禁城内，同样是宫中开销，一个腐朽没落王朝与一个新兴王朝之间，反差如此之大，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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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之反映
康熙帝奉行节俭、表率臣民的举措，在朝野上下产生了较大影响。王公大臣们纷纷效法，少用、不用金银器皿及金马镫等贵重物品，日常服用所需资费，也“较从前十分之内，已减九分矣”。康熙初年，高官贵族为亲属祭葬时，仍以焚化皮衣为时尚，至康熙朝中叶“其风已熄”。
实际上，康熙帝在奉行节俭方针时，分寸掌握恰当，内外有别。白晋对此深有感触，曾记述如下：他(康熙帝)非常节制个人的开支，同时又十分慷慨大方地提供国家的经费。只要是为了帝国的福利，哪怕花费千百万他也在所不惜。修缮公共建筑，保持江河管道的畅通、建桥、造船等，一切方便百姓、有利贸易的事情，他动用巨款十分慷慨。因此不难断定，他不为个人妄费分文，完全是出于贤明的节约，以便把金钱用于帝国真正的需要。
勤俭之根源
康熙帝之所以能制定和实施各种节俭举措，注重以身作则，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虽然是在清朝定鼎北京以后出生，但满洲入关前崇尚勤俭、“敦朴为风”的传统对康熙帝仍有较大影响。他对儿孙们说：“朕生性不喜价值太贵之物，出游之处所得树根或可观之石，围场所获野兽之角或爪牙，以至木叶之类，必随其质而成一应用之器。即此观之，天下之物虽最不值价者，以作有用之器，即不可弃也。”这体现出他以实用为本的价值观和追求自然与质朴的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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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作为清朝初年的最高统治者，康熙帝所处的历史环境，也不允许他高枕无忧。在位60多年间，先有辅臣鳌拜专权，接着又有平定吴三桂叛乱的战争、统一台湾之役、与准噶尔部的长期战争以及诸皇子争夺储位之事等。在其继位初期，经济亟待恢复，漕运、治河等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尚未解决。如此紧张、多事的客观形势，要求他必须慎言慎行，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尽可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
康熙帝勤政爱民，一生多有建树，奉行节俭是其各项重大方针、国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这种深谋远虑、戒骄戒躁的务实作风，值得后人借鉴。当然，康熙帝的节俭和简朴，都只是相对历史上一些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帝王而言。尽管他不断制定各种节省方案，但清宫的日常耗费，依然触目惊心。显然，他的种种节约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王朝的固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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