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五期《短史记》，已就太平天国之史实本末，分举事、纲领、领袖、体制、后果等五个层面，做了扼要解析。诸般史料，无不显示，所谓太平天国，乃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教训。其政权本质，实可谓“以道愚民，以术杀人”。
所谓“道”，简言之，即政治伦理，关乎统治合法性，如儒家所谓“君权神授”。太平天国的政治伦理，在其宗教教义。要点有二：1、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乃是“天父天兄”在凡间的代言人；2、“天父天兄”所承诺之“天国”，乃是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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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讲天国政权“以道愚民”，乃在于：倡“道”之人，自身并不相信其所倡之“道”，却偏要强迫治下百姓相信。譬如：
当传播“上帝教”还仅是一种敛财手段时，尚无造反心思的洪秀全，在广东老家写作诗文，其《百正歌》中，对尧舜以下，历代儒家圣贤，赞颂备至：“周文归心八百，乃以正，事不正；孔丘服教三千，乃以正，化不正。”殆至决心造反，“孔丘”立时成了“孔妖”，不但塑像被砸，图书亦须焚烧殆尽。
“上帝教”也好，儒教也罢，对天国的最高领导层而言，无所谓信，也无所谓不信。信或不信的关键，在于能否为其谋取现实利益。故而，冯云山早年运动杨秀清、萧朝贵入伙时，即只谈利益，不提教义信仰；金田举事后，杨、萧等人为与洪秀全争夺“意识形态解释权”，始弄出天父附体下凡的把戏；而待到1853年攻下武昌，杨秀清欲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又转而前去拜谒孔庙。
作为缺乏兵权与财权的“虚君”，洪秀全欲突出自己最高领袖之地位，唯有竭力操弄意识形态。故而，定都南京后，洪氏领导下的删书衙，对儒家学说大加挞伐，“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不能容忍洪氏坐大的杨秀清，则屡借“天父附体”，警告洪氏，《论语》、《中庸》并非“妖话”，“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此种冲突，终于发展到杨秀清打了洪秀全的屁股，洪秀全砍了杨秀清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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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层不信“天国”，但“天国”仍是其诓骗民众为其卖命的重要法宝。因太平军新兵多系掳掠而来，杨秀清曾对亲信明言：“吾亦知新收兄弟必心不服而生怨恨”，故要求对这些人加大洗脑教化，向他们灌输：“天父天兄救人，生出各王，教导你们，众兄弟姊妹好大福气，将来享福无穷，……”
当然，这样的灌输并不是很有效，毕竟天国领导层知识结构相当低端，其洗脑教义技术含量有限，欺骗性不高。于是乎，“以术杀人”，便成了天国维系统治的主要手段。所谓“术”，简言之，即操弄民众的权谋手腕。
金田举事，为断百姓退路，“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烧之”；为防掳来之兵丁逃逸，首要之务，在严格控制士兵私财，甚至发展至在士兵脸上刺字“太平天国”，以断其归路。此种裹挟之术，贯穿天国兴灭之始终。其基本作战模式，乃“掠百姓为下驷，当我精兵，以其精卒当我乡勇，以其次卒当我羸弱”，结果是百姓被清廷精兵所杀，而清廷之乡勇与羸弱，则屡败于太平军之手。所谓“以术杀人”，此之谓也。
天国最先进的统治术，源自《商君书》之弱民篇：“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此种“弱民”理念，与《天朝田亩制度》所设计之理想国——每户人家，除满足基本生存所需的粮食外，余下一切产出，须全部收归国库——可谓一般无二。将民众控制在贫穷线上，是中国最悠久的专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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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天国此种统治术，仅在有限地域及军队中付诸实施。但即便如此，亦已足以使天国维系长达14年之久，终致数千万人死于非命。道、术游戏之间，血迹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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