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四年(1854)，对于带领初创湘军亮相的曾国藩而言，并不是一个好年份。
这一年四月，湘军在朝廷的日夜催促下仓促亮剑，于靖港被太平军一顿饱揍，曾国藩羞愤不已，一头扎入湘江寻死。好在他命不该绝，被幕僚章寿麟救了起来。要知道，当年投水自尽是一种流行的死法，安徽巡抚江忠源和湖广总督吴文镕都是战败后这样死的，好过做敌军的俘虏，或受朝廷的处分。
带兵打败仗，受到天大的羞辱那也无话可说;但是，如果打了胜仗，还要另受一番羞辱，那就是有人摆明要搞他了。
这一年秋天，总教练曾国藩率湘军出省作战，一举夺回被太平军占领的武昌省城。曾国藩及其湘军的威名自此震动朝野。大家终于承认，曾国藩这个教练还是很有一套的。
连咸丰帝都很兴奋，要加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曾国藩收到任命书不到两天，按照惯例写了表示谦让的辞呈，谁知道辞呈还没寄出去，咸丰帝又来了一道谕旨，改任敌视湘军的湖南布政使陶恩培为湖北巡抚。曾国藩还是只有那个“钦差兵部右侍郎”的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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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把总教练当3岁小孩耍，湘军将领们都很愤慨，纷纷表示这一刻无心恋战。
曾国藩毕竟当过十年京官，深知官场潜规则，知道肯定有人在背后整他。果不其然，北京的朋友很快告诉他，是大学士祁隽藻搞的鬼。祁隽藻向咸丰进言，说曾国藩是汉官，既有兵权，若再握地方实权，实非朝廷之福。一堆嫉妒贤人的官僚也跟着起哄：“去了一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吓得咸丰脸色都变了，赶紧收回成命。
曾国藩教育他的部下不要鲁莽行事，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如果在重要战事中消极怠战、擅自罢战，完全置军人的职业道德和操守于不顾，那将会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和不堪设想的后果，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人民啊。
此后，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湘军将士，尽管心中有百般不爽，但仍把血性用到了克敌立功的战场上。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四省全仗湘军支撑，才不致落入太平军版图。
这期间，将近六年时间，曾国藩徒有虚职，打了那么多胜仗，却从未获提一级一职。连州县的地方官都能欺负这个战功赫赫的总教练，说他的木质印章不会是天桥下找人私刻的的吧!曾国藩曾说他受尽了地方的恶气，但他打掉牙和血吞。
最爱君发现，当时，清军对抗太平军的军力分为两大集团，一为长江下游和春、张国梁所统的江南大营，由绿营组成;一即上游曾国藩、胡林翼所部，以湘军为主力。清廷显然惧怕湘军一家独大，想让两支力量互为牵制。
江南大营号称五六万人，其实水分过半，他们在天京(南京)周围挖长壕，困住太平军，想着太平军迟早弹尽粮绝出城投降。所以江南大营将骄兵惰，终日纵酒酣歌，或流连于赌场烟馆。
咸丰十年(1860)初，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胡林翼、左宗棠都“以和春之败为庆幸”，就差敲锣打鼓放鞭炮了。胡林翼认定，举国已无靠谱的军队可用，北京方面势必只能重用湘军了，曾国藩由虚转实，出任督抚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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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苏州失守，清廷真的走到了绝路，除了仰仗湘军，别无他途，于是，终于重用曾国藩，任他为两江总督，一人统领江、浙、皖、赣四省军事力量。
曾国藩及其湘军这才算苦尽甘来，四年后把太平天国送上了“天国”。
这时，自认功高盖世的湘军大将们等着朝廷的厚封巨赏，却等来了朝廷的二连击。清廷违背了咸丰帝“攻克金陵者封王”的遗言，在公侯伯子男的五等勋爵里，仅给曾国藩封了个“侯”。然后，重点开始追责湘军竟然让幼天王、洪仁玕等千余人逃跑了。
拿下天京之后，湘军及其将领们不仅与功臣无缘，反而成了朝野的众矢之的，成了放走太平军余孽、抢足金银财宝的罪魁。一干将领怒气冲天，极力怂恿曾国藩干脆演一出黄袍加身算了，不受这鸟气。
面对部将的劝进，曾国藩反其道而行，主动裁撤了自己一手缔造的湘军。
人得有点血性。这点道理，饱读经典的曾国藩比谁都懂。他的湘军正是以“忠义血性”起家的，号称“不要钱，不怕死”。
为什么最后一刻，曾国藩“认怂”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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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评论曾国藩说得很到位。辜说，曾国藩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不排满”。剿灭太平军之后，兵权在握，天下豪杰之士半数都是他的人，他要稍有异心，天下决裂肯定如同三国，到时再来一场五胡乱华之祸，人民就遭殃了。
在曾国藩眼里，血性无疑不能代表正义，为了正义不顾个人进退得失，不管个人是否被虚职架空，这才够得上“血性”二字。
所以，曾国藩默默地把自己从一个政柄、兵柄在握的大咖，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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