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人们，往往有“红颜祸水”之说。历代昏君的罪过，似乎也要有一多半算在后妃的身上。然而，在史册中，也有被称为“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足以母仪天下的贤后。这其中，长孙皇后当仁不让应占第一名。当然，长孙皇后能成为天下首屈一指的贤后，和她老公李世民是千古罕见的明君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有人觉得“李世民虽然是贞观的核心人物，却不能象征它的灵魂”，只有长孙皇后才是贞观时代灵魂的载体。对此说法，总觉得未免有点夸大了长孙皇后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长孙皇后一生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几乎找不出任何瑕疵，堪称千古皇后楷模。
长孙皇后作为千古贤后，在人们心中自是雍容典雅，恰如一朵光照百代的盛世牡丹。这里，且不说长孙皇后是如何于十三岁时就嫁给了当时才十五岁的李世民，和李世民相伴二十三年，生育了七个子女;又是如何劝谏李世民，三番五次救下那个倔驴脾气的魏征;还有一生节俭，不骄不妒，坚决要求薄葬等等。这些“光荣事迹”大家想必早已听过不少，就不再多说了，这里只从《全唐诗》里长孙皇后留下来的唯一的一首《春游曲》诗中，看一下长孙皇后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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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妾动春情。
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
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如果这首诗不写明作者，恐怕很多人不会想到是长孙皇后所作。在传统印象中，作为贤后榜样的长孙皇后，应该是正襟危坐，手拿《女则》，和庙堂中的泥菩萨一般不食人间烟火，无情无欲，没有半点“人味”才对。而这首诗中的长孙皇后，居然像个活泼可爱的寻常少妇一般，而且还挺“开放”的，什么“兰闺艳妾动春情”之类的话，既直白又大胆，不免让旧时的一干老儒看得不时摇头，认定为“艳诗”，尴尬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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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钟惺的《名媛诗归》第九卷中就这样说：“开国圣母，亦作情艳，恐伤盛德。诗中连用井上、檐边、花中、树上、林下，一气读去，不觉其复。可见诗到入妙处，亦足掩其微疵。休文四声八病之说，至此却用不着。”我们看钟惺虽然也夸长孙皇后这首诗作得不错，但还是觉得长孙皇后作为“开国圣母”有失“庄重”，说什么“恐伤盛德”。就算是今人，也有持这种看法的，还有人以此来否认这首诗是长孙皇后所作。他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此诗和长孙皇后的“身份”不符。有文章之中这样说：“该诗通篇充斥着动春情、新桃偷面色、嫩柳学身轻舞蝶、风流、等等词句，显得轻佻、放纵。这种口气和情调不但与长孙皇后的履历、身份不符，也与她的性格不符。”看来现在还是有相当多的人以为长孙皇后就该是那种呆守礼制的木偶人，殊不知张扬个性袒露着酥胸的大唐美女们和后世裹了脚的病小姐是大不一样的。有人觉得长孙皇后这首诗是伪作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七律在唐初尚未成熟，且不多见。这一点说得有点道理，但也不能就此断定此诗是伪作。我们看长孙皇后这首诗，表面上好像是像模像样的七律，中间两联从词句上看也对仗工整，但如果仔细用七律的平仄来套的话，就会发现有“失粘”“失对”等出律之处。其实，这正证明这首诗应该是长孙皇后所作。因为当时格律并未成熟，才有这样的现象。隋唐初期，七言少见，但并非没有，且不说庾信的《乌夜啼》，隋炀帝就有一首《江都宫乐歌》：
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
风亭芳树迎早夏，长皋麦陇送余秋。
渌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跃紫骝。
绿觞素蚁流霞饮，长袖清歌乐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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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和长孙皇后同时代的上官仪老儿、许敬宗奸臣都写有这种风格的七言诗。因此，伪作之说，不能成立。其实恰恰通过这首诗，我们能了解到长孙皇后作为一个女人，也有娇艳妩媚的一面。她同样是有笑有歌、有情有欲的女人。大唐的风气，正当如此。长孙皇后本来就是鲜卑女子，唐朝也是胡汉交融，风气开放的时代，这样真挚坦诚的感情，比后世那种迂腐虚伪的风气要健康得多也可爱得多。
中国的历史，经常喜欢将人尤其是他们所认为的贤人圣人木偶化、泥塑化，抽离了真实的血肉，按自己希望的形象用泥糊起来，放在香烟缭绕的殿堂里供奉。然而，幸好有这样一首诗，能让我们充分了解到长孙皇后真实而又开放可爱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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