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哉龙受困，不能跃深渊。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这首《潜龙诗》的作者曹髦，是曹魏第四任皇帝。甘露四年(259年)正月，曹魏宁陵(今属河南商丘)地界的水井中出现两条黄龙，群臣认为这一异象是天降吉祥之兆，纷纷奏贺，而曹髦却认为“龙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数屈于井，非嘉兆也”(《资治通鉴》)。
在曹髦看来，龙乃天子象征，能飞天入海，能吐雾吞云，如今出现于水井之中，与泥鳅黄鳝搅和在一起，左右不能突围，不是困龙、潜龙，又是何意?!借喻抒怀，曹髦作此诗，是对自己身处司马氏控制下，不能一言九鼎，不能朝纲独断，只能屈身做一个受制于人的傀儡，眼睁睁看着皇权旁落而发出的悲凉感慨。表面上，曹髦是在苦闷中自嘲自讽;实际上，此诗一出，他的内心深处已经吹响了战斗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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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髦(241年—260年)，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即位前为高贵乡公，是司马师于嘉平六年(254年)废掉曹芳后另立的一个傀儡皇帝。作为曹操的嫡系后人，曹髦血管里流淌着高贵的血液，史籍中称他“少好学，夙成”(《三国志》)，能文能武，工诗善画，是“才同陈思，武类太祖”(《魏氏春秋》)的全才。可惜，曹髦生不逢时，英才作傀儡，既是自身的不幸，也是曹魏的不幸。
曹芳被废，皇权扫地，司马得意，改旗易帜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司马氏一旦篡国成功，曹髦这个傀儡或被废，或被杀，终究难逃厄运。事关帝国衰荣，事关个人生死，曹髦岂能甘心受人掣肘，坐以待毙?做一个任人废杀的亡国之君，还是做一个彪炳青史的中兴之主，曹髦在“与诸儒论夏少康、汉高祖优劣，以少康为优”(《资治通鉴》)时，言外之意就表露出了拯救曹魏于水火的愿望。
曹髦登基时年仅十四岁，还是个半大孩子，加之根基尚浅，无力与司马师、司马昭抗衡。即位之处，曹髦面对司马氏兄弟的跋扈，不得不收敛锋芒，迂回对抗，除了做些“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及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倡导厉行节约的文章外，还有意派人“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噃枉失职者”(《三国志》)，看似体恤民情，实则走访调查反对司马氏专权的利己势力。
曹髦的动作和动机，引起了司马氏兄弟的警觉，二人每次领兵远征，必挟持曹髦同往，如司马师在征讨毌丘俭、文钦反叛时，让司马昭坐镇洛阳，自己“奉天子征”(《世语》);司马昭在平定诸葛诞反叛时，索性挟持曹髦和郭太后一同前往，还逼着曹髦下诏“今宜皇太后与朕暂共临戎，速定丑虏”(《三国志》)。司马氏兄弟此举，一防后院起火，二也要让曹髦亲眼看看对抗司马氏势力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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毌丘俭、文钦、诸葛诞等势力先后被诛灭，天下已没有曹髦可以依赖的力量，想对付司马氏，也只有靠自己和身边的少许亲信了。曹魏日薄西山，摇摇欲坠，英才壮志难酬，无力回天，曹髦越发感到无可奈何。司马师死后，司马昭大权独揽，步步紧逼，不断要求曹髦封赏，提升地位，加速篡国步伐。一首《潜龙诗》，将司马昭比作鳅鳝，暗骂贼臣当道，司马昭见而恶之，有了废掉曹髦之念。
景元元年(260年)四月，已经不满足于“加号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黄钺”的司马昭又逼迫曹髦为其进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离皇帝名号仅一步之遥。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资治通鉴》)，不由得怒火中烧，血性激荡。曹髦的生日，为现代阳历11月15日。为了尊严，这位典型的天蝎座皇帝，最终从一个玩偶傀儡升华为一个血性斗士，决定亮剑。宁可战死，决不苟活!
“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这句千古名言即出自此时的曹髦之口。“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当曹髦将诛杀司马昭这一毫无胜算的计划告诉近臣王沈、王经、王业时，他们为求自保，各自散去，“沈、业奔走告昭，呼经欲与俱，经不从”，曹髦瞬间成了讨杀司马昭的孤家寡人。“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惧!……帝遂拔剑升辇，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鼓噪而出”(《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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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区区数百僮仆击讨已有防备的司马昭，无异于以卵击石，飞蛾扑火。即便如此，曹髦毫无畏惧，挺身直前，“帝自用剑”杀敌，结果还是死于敌将成济的戈下，“刃出于背”(《汉晋春秋》)，“时暴雨雷霆，晦冥”(《魏氏春秋》)，天地为之动容。每次读史到此，笔者都会轻轻掩书，为曹髦之死扼腕叹息，为曹髦之勇热血沸腾。是的，他败了，从他身体喷薄而出的热血却永久地染红了历史。
曹髦死后被废除帝号，“以王礼葬之”(《三国志》)，时年二十岁。曹髦即位前为高贵乡公，死后无谥号，史书中仍以高贵乡公称之，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追谥其为平皇帝。“宁作高贵乡公死，不作汉献帝生”(《洛阳伽蓝记》)，他的英勇斗志，他的男儿血性，他的悲壮事迹，无愧“高贵”二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历朝历代众多境遇相同的傀儡皇帝中，曹髦是最有血性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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