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潮导语：慈禧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多大的时候获得了性知识，也不知道他多大的时候发生了性关系。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同治帝的发育很早。
慈禧完全不顾及一个小孩的心理承受能力，她一贯的好胜心和主宰欲，使得她从一开始就给予这个孩童以巨大的学习压力，她让小皇帝学习的目的十分明确：
“帝王之学不在章句训诂，惟冀首端蒙养，懋厥身修，务于一言一动，以及天下民物之颐，古今治乱之原，均讲明切研，悉归笃实。庶几辅成令德，措正施行，宏济艰难，克光大业。”
慈禧如此严厉和高标准地要求小皇帝学习，无情地剥夺了本应属于孩子那份自由的空间和时间，小皇帝在无法自主之间就承担起他力所不能的重负。而他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同治四年(1865)末，翁同龢继父任做皇帝的师傅，他在日记里记载了小皇帝每日学习的情况：同治帝《御制诗文集》同治五年正月初九日：“是日读书(皇帝)微倦，略有戏。”——这天，皇帝读书时有点倦怠，略有嬉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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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二十八日：“上至书斋，时刻仍如昨，是日精神不聚。”——皇帝到书斋学习的时间和昨日相同，今天注意力不集中。
二月二十五日：“卯正(晨六时)上至。是日多戏言。龢与诸公(师傅们)急切谏，读当勤。”——早晨六时皇上到。是日皇上学习多戏言。我与各位师傅急切劝谏，读书应当勤奋。
从翁同龢日记所记载的小皇帝学习的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小皇帝学习不在状态。倦怠、嬉戏、注意力不集中是小皇帝学习中的普遍现象。翁同龢做帝师时，小皇帝也不过十岁左右，可我们知道，他每日都需“天未明即起”，与母亲慈禧一同早朝，召见或引见大臣，虽然不参与其中任何事情，但他也必须如同木偶一样端坐在那里。然后清晨六点就来到书斋学习，在昏暗的灯光下，书斋里寂静无声，小皇帝读书需要到中午。对于孩童来说，他一身兼有皇帝、学生、儿子三个角色，每个角色都要做好，每个角色都不能偏废，对于一个正处于成长和发育中的幼童来说，无疑是缺少人性而且是相当残忍的。
载淳是唯一的皇位继承人，他在没有竞争却缺少关爱的环境里逐渐成长，虽然日日学习，可他的学业鲜有进步。直到他十六岁的时候，连皇帝每日需要批阅的奏折，仍然“读折不成句”。面对小皇帝不成器的状态，慈禧心急如焚，她常常督促师傅们：“设法劝讲，不可再耽搁。”面对母亲的严厉督促，同治帝并没有从此振作起来，他在每日的功课里没有获得乐趣，与慈禧期望的相反，处于青春期的他，开始在纵情声色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
慈禧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多大的时候获得了性知识，也不知道他多大的时候发生了性关系。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同治帝的发育很早。因为满族、蒙古族男女一向有早婚的习俗。皇帝选秀，女孩儿的年龄要在十三至十七岁间，十七岁就是上限了，十三岁左右的孩子结婚是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孝庄皇太后嫁给皇太极时，也只有十三岁。女孩如此，男孩娶妻的年龄也不会太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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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对同治帝的严格要求，并没有使他充分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反而使他性格中形成了对母亲极强的逆反心理，到宫中戒律的范围外去寻求冒险和刺激。
有两个人在这个时期对同治帝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个人是恭亲王的长子载澂。
管理皇帝学习事物的惠亲王去世以后，奕祥、奕询两个伴读也结束了与皇帝共同的学习生活，随后由慈禧指派恭亲王的长子载澂伴同治帝读书。慈禧只看到了载澂聪敏、开朗的性格特点，可她有所不知的是载澂的生活放荡不羁，章台走马，无一不精。慈禧精挑细选的“伴读”，最终成为同治帝的“伴游”。
《十叶野闻》载：“同治帝与贝勒载澂尤善，二人皆好着黑衣，倡(娼)寥、酒馆及摊肆之有女子者，遍游之。”
一个是翰林院侍读王庆祺。
王庆祺，顺天人，生长在京师，是世家子弟。王庆祺是个“美丰仪”的男人，“工度曲，擅长谄媚之术。初直南书房，帝爱之，授以五品官加二品衔，毓庆宫(应为弘德殿)行走，宠冠同侪，无与伦比。”
王庆祺的学问应该不错，因为能以翰林侍读的身份入值弘德殿——同治帝学习的地方，足以说明。他的貌美丰仪，他的擅长谄媚，对于涉世不深的同治帝来说，自然多了几许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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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野史大观》载：“日者，有一内监见帝与王狎坐一榻，共低头阅一小册。太监伪为进茶者，逼视之，则秘戏图，即丰润(直隶县名，以绘春宫图名闻全国)所售之工细者。二人阅之，津津有味，旁有人亦不觉。”
在他的引导下，同治帝竟然与王庆祺同卧起，保持着极其暧昧的关系。
《李鸿藻先生年谱》称：“因之宵小乘机诱惑引导，遂至日惟嬉戏游宴，耽溺男宠，日渐羸瘠。”世间所传闻的同治帝生活放纵，似乎不是空穴来风。
而这一切，慈禧并不知道，或许慈禧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对儿子寄予厚望却会落得如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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